2012年10月13日 星期六

潘小濤 - 莫言獲獎也令北京尷尬?

【明報專訊】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內傳媒瘋狂報道,且非常興奮,但北京當局似乎有點尷尬。

首先,如何形容莫言今次得獎,北京當局有點傷腦筋。他是第一個拿到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嗎?顯然不是,達賴喇嘛才是。那麼,莫言是第一個中國籍的諾貝爾獎得主嗎?也不是,劉曉波才是首個中國籍得主呀!那麼,莫言是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人嗎?也不是,高行健2000年已得此獎。

最後,官方新華網以「中國作家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報道,中新社及其他國內網站則以「莫言成為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籍作家」為題,避開相關爭議。

其次,諾貝爾評審委員頒獎給莫言是否懷有政治目的?

達賴喇嘛得獎時,北京指摘「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懷明顯的政治目的」(國務院新聞辦《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白皮書)。高行健獲獎時,官方新華社說:「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外交部在聲明中也表示,「高行健獲獎再次反映出諾貝爾文學獎已被用做政治目的」。到劉曉波獲頒和平獎,北京反應更激烈,官方新華社引述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高銘暄表示,「將和平獎頒給達賴喇嘛及劉曉波等人,反華意圖明顯,政治目的不言而喻」。

對莫言得獎,外界有評論說,當中有政治目的,指諾獎委員會想藉此修補跟北京的關係。其一,莫言是中共黨員兼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與官方關係非常密切;其二,作品比莫言好的作家不少,例如余華、北島等,但他們不被官方認可,頒獎給他們就無法向北京示好了!

那麼,北京今後還會說諾貝爾獎是「有政治目的」嗎?不知是否這種尷尬,官方新華網及人民網第二天不再高調「慶祝」,《人民日報》更沒把莫言獲獎放在頭版!

2012年10月12日 星期五

蔡子強 - 就職百日,破局已成

【明報專訊】政治學上有所謂「黃金一百日」的法則,那是指所有現代政治領袖如總統、總理上任後必須即時面對的最重要課題。他們的權勢、聲望並不是與日俱增,點滴積累的;相反,卻往往是上任之初達到頂峰,再從高峰中不斷損耗、滑落。

「黃金一百日」的法則

今天的傳媒和輿論慣於犬儒和挑剔,他們與新任總統的蜜月期十分有限,願意給這位新手疑中留情的時間和空間,可能只有短短100天,甚至更短。因此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時機,稍縱即逝,總統的動作必須果敢迅速,務求一擊即中,為自己累積聲望和政治資本,好讓自己更有本錢渡過日後的艱難日子。

這就是所謂「就職百日定江山」的道理,這100天比起任期內其他時候都要寶貴,到100天結束,新總統的故事大致在公眾心目中定形,他很少能在往後的日子再改頭換面。

歷史上失敗例子多的是,很多美國總統不單揀錯了議題,而且準備不足,缺乏部署,倉卒上馬,結果落得灰頭土臉。

失敗例子:福特

但要算戰後最失敗的例子,一定要數福特,他出師失利,到後來即使表現明顯轉好,尤其是經濟與外交上最後一年成就突出,但卻為時已晚,他永遠跳不出最初幾個月為自己掘下的坑洞:他在公眾全無心理準備的情况下特赦尼克遜,做成狼狽為奸的感覺;他那前後矛盾,搞得一團糟的「打擊通脹」計劃;以及表演得一塌糊塗的黃金時段電視演說等,都為他塑造了一個朋比為奸,以及庸碌無能的形象。

當媒體及公眾的偏見一旦成型,他們便會預設立場,往後,福特魯鈍及壞事的形象在任內便一直揮之不去,只要一行差踏錯,那怕是語言及肢體上的偶有閃失,都被媒體大書特書,當作笑話看待;相反,對於他的睿智,卻視而不見。就如福特抵達日本訪問,走下空軍一號專機時,腳步一個踉蹌差不多跌倒,這個畫面就被人一再播放,甚至有電視台在一節新聞中竟播了12次﹗

比起福特更失敗的例子:梁振英

但福特也不用太過難過,因為如今出現了一位後來居上的仁兄,他極有可能是史上開局最差的政府首長,那就是——梁振英。

7月1日,也就是梁振英就職首日,便有40萬人上街「贈慶」,而且遊行主題和口號是要求他下台。到了7月29日,針對國民教育的「反洗腦大遊行」,再有9萬人上街。再到8月30日至9月8日,每天都有數以萬計群眾,聚集於添馬艦,參與反國民教育「佔領政府總部」集會,高峰時期更有超過10萬群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着又有新界東北發展風波,在9月22日的諮詢大會中,又有數以千計的群眾遊行示威和參與大會。

在反對浪潮群情洶湧的情况下,梁振英的民望亦屢創新低,繼於港大民調不及格後,最近亦於中大民調首次同樣跌破50分。

讓情况雪上加霜的是,就是梁班子醜聞不斷,先是他的僭建醜聞,之後是前發展局長麥齊光涉嫌欺騙房津,緊接而來則是鬧出劏房風波及涉嫌醉駕的發展局長陳茂波,全都成了新政府的負資產,讓新政府形象「插水」。

可能是史上最差的開局

這樣的一個新班子,打從第一天開始,便處於捱打狀態,只能四處撲火,疲於奔命。究竟破局是如何形成﹖是先天不足,還是後天造成?是否一開始便注定返魂乏術的呢?

不錯,先天不足固然是事實,半年前當筆者在本欄撰寫〈後特首選舉的政治生態〉系列時已指出過,中聯辦高度介入特首選舉帶來「西環治港」的原罪、建制派政治板塊的撕裂、核心價值之戰的戰鼓已經擂起等,都成了梁振英上台後要揹負的十字架,但其實,他卻不是真的完全一無可為,難以回天的。

大家可能還記得,當梁振英當選特首之初,他的民望曾經有過一陣起色,那是他果斷的處理「雙非嬰」,喊出「零配額」這重話的時候。這可能得失了私家醫生及相關行業,但不得不承認,這卻有很大的民意支持,亦因而讓他的民望受惠。但問題是,他沒有好好把握這個短暫的蜜月期,繼續在民生尤其是房屋等問題上多做實事,取信於民,反而把焦點放在「5司14局」的架構重組,與立法會雙雙陷入一場政治內耗當中,把自己難得的蜜月期平白的消耗掉。

「香港速度」:一次極差的期望管理

尤其是,他自己又親自撰文,鼓吹所謂「香港速度」,聲稱不能再蹉跎歲月,這都讓公眾對他解決民生問題的期望一下子大大提高,但結果,大家卻只見到他與立法會因架構重組而雙雙陷入泥漿摔角當中,而另一方面,樓價卻如脫韁之馬,讓人膽戰心驚,買不起樓的更加不起樓,他倉卒推出的「白表免補地價」買二手居屋,事後更證實為「抱薪救火」之舉,後來的「梁十招」更成了「無料到」的代名詞。就是在自己的老本行,也做得一團糟,幹練的形象也一下子被戮穿。

而所謂「香港速度」,就成了一次極差的期望管理,與當年馬英九選舉時喊的所謂「『馬上』立即好」相比,可謂難兄難弟。而「香港速度」也成了大家嘲諷梁班子的yardstick和口頭禪。6月中被揭發僭建風波,梁振英說要少少時間理解,但至今已經4個月,這就是「香港速度」?免費電視牌發牌,已經拖得經年累月,這也同樣是「香港速度」?……

這不正好是篇首所講,歷史上很多美國總統揀錯議題,準備不足,缺乏部署,倉卒上馬,結果落得灰頭土臉的教訓嗎﹖

梁振英=「信唔過」

但最糟糕的,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嘗試用連串的「語言偽術」,「行為偽術」,去掩飾醜聞,處理危機,讓其誠信被自己一手一腳毁掉,把官民互信徹底摧毁。

其實早於7月1日的大遊行,群眾已經喊出「梁振英,大話精」的口號,但他卻絲毫不知警惕,不加收斂,還在立法會的答問大會中,以「捉字蝨」的方法,辯稱不存在「花槽」問題(因為那是「花棚」),而把鄭家富的問題打發掉;梁的「沙煲兄弟」陳茂波,當誤導記者和公眾被揭發之後,又辯稱「板間房」不是「劏房」;最新的版本,則是聲稱「我是酒後駕駛」,但「我沒有醉駕」;在媒體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原本政府文件和梁振英自己的sound bites,都可以證明原意與內地和香港融合有關,到了民意反彈,就改口說成是房屋政策……

到了後來,羅范椒芬甚至連「真心相信梁振英『潛意識』以為沒有僭建」,這樣都說得出口,作為一個老師,聽到這些巧言令色的說話之後,實在無比的憤慨,也不知道還可以如何教導學生。

梁振英可能以為自己口才出眾,甚至為此沾沾自喜,但事實卻是「贏了戰役,輸了戰爭」;「討了口舌便宜,卻輸掉了誠信」,讓公眾,尤其是記者、知識分子、老師、年輕人,對此愈發深深的厭惡,把政治信任徹底摧毁。

就職百日,就是如此這般,換來一個根深柢固「信唔過」的觀感,以及「語言偽術」大師、「行為偽術」大師等形象。「民無信而不立」,這樣顯淺的管治道理,梁振英就是不懂,破局已成,他還可以怪什麼人呢﹖

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

曾經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幾個人進入森林探險,出發前擔心走失,於是「阿火」就說:「不用怕,萬一不見了我,大家只要舉目遠眺,有我的地方就一定有煙﹗」

另一位「阿水」也說:「如果見不到我,請大家靜心傾聽,只要聽到淙淙流水聲,便可以沿路而去找到我。」

唯獨最後兩個默然不語,經大家再三詢問之後,他們才黯然的說:「若然失去了我們,那麼一輩子也別望可以重新找回。」

他們叫什麼名字,一個叫「誠信」,另一個叫「尊嚴」。

2012年10月5日 星期五

吳志森 - 梁振英何以不叫停煙花滙演

四十年來最大海難,全港同哀。本來,發生慘劇,大家的焦點理應集中在如何救死扶傷,如何安慰家屬,如何善後補救,如何防止慘劇再度發生。稍為理性的人,都不想將慘劇政治化。我千百個不情願,把海難用政治角度分析。無奈的是,當權者的表現實在太難看,太令人氣憤,骨鯁在喉食不下咽,不吐不快。

撞船慘劇在晚上八時二十三分發生,南丫四號瞬即下沉,只剩船頭留在水面,百多乘客或被困船艙或拋到海中,非常危急。消防、水警、海事處、飛行服務隊等救援人員,都在九時前趕到現場展開搶救。

乘客命懸一線,掙扎求生的同一秒鐘,在某處高級場所,特首梁振英、問責官員、官商名流,舉杯祝賀官運亨通國運昌隆,冠蓋雲集,杯觥交錯,等待一年一度的國慶煙花滙演晚上九點正式燃放。在發生意外到煙花放起這近半小時,一定有知情官員通知特首有慘劇發生。當梁振英知道有重大人命傷亡,當時的決定就是:繼續放煙花,以免敗了中央大員官商巨賈的雅興。

好不容易等到半小時的煙花放完了,亦即離撞船意外差不多一小時,負責維持維港航道秩序的警力,才能釋放出來趕赴現場展開救援。政府新聞處當晚十時四十八分發出新聞稿:「梁振英在觀賞煙花滙演後就南丫島撞船意外會見傳媒談話」,「今晚我和政府的高層同事會密切跟進這件事的進展」,清楚顯示梁特首在知悉發生慘劇後,還有雅興繼續觀賞煙花,直至完畢。

有記者問梁振英為何不叫停煙花滙演,梁說這由主辦單位決定。滙演由廣東各級政協贊助,負責統籌的主辦單位,正正就是民政事務局。港難當前,梁振英還是不忘他出神入化的語言偽術。

香港發生空前災難,胡溫代表中央政府表示關切,當然無可厚非。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要求探望傷者,也正常不過。但身為香港特首的梁振英,應該捍衞「一國兩制」的嚴格分際:先感謝中央的關心,也要求李剛副主任盡量低調,以免混淆「一國兩制」的敏感界線。豈料剛剛相反,在記者面前,梁振英像小媳婦一樣縮在後面,李剛以主人家身份高調地向全港市民宣佈,馬上要求廣東省派出打撈船協助救援工作,彷彿告訴全世界,救援工作的指揮權,已由特區政府正式移交中聯辦。

遠水不能救近火,廣東省四艘打撈船凌晨來到香港海域,甚麼也沒有做就駛回去,但中新社卻弄虛作假,說中國的專業搜救船在海上救起九十五人。這並非誤報,而是為配合胡溫關切救災,用來蒙騙內地民眾而特製的假新聞。

特首梁振英沒有挺身捍衞「 一國兩制」,令人鄙視。而香港救援人員,充份發揮香港人「做得到」精神,冒死把百多名乘客從死神手裏帶回人間,可歌可泣的救人故事,教人激動垂淚。在此,向救援人員致以最崇高敬意。

2012年10月3日 星期三

吳志森 - 林鄭為何對監察機構懷恨在心?

【明報專訊】工作關係,時有接觸政務官。官場老手政治新丁,雖然有一蟹不如一蟹的感覺,但這批天子門生,都有不能否定的過人之處:思路敏捷,口才了得,邏輯也有一定的嚴謹性。更重要的,是謹言慎行,永遠按政府口徑說話,即使對着相熟的朋友,也鮮有發表個人意見。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政務官出身,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加入政府,在官場打滾超過30年,經歷不同部門不同官位,對政府運作當然瞭如指掌,對冠絕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廉潔守規,必定引以自豪,對香港的監察與制衡制度,肯定深有體會。

林鄭司長成長於我熟悉的六、七十年代,警察黑道勾結,官員貪污盛行,政府效率低下,整個社會暮氣沉沉,見不到希望。在火紅年代參加過學運,為艇戶、為小販爭過權益的林鄭月娥女士,肯定無法忘記,基層市民受到貪污禍害官僚蹂躪,那無奈無助與認命的臉孔,對制度不公、社會不平,弱勢受到無理欺壓,關心社會稍有熱血的年輕人都會深痛惡絕,憤憤不平。

林鄭月娥肯定不敢宣之於口的是,她應該感謝英國人留下來的監察與制衡制度。殖民地總督成立廉政公署,後來又引入了冤情大使,即今天的申訴專員,使香港由臭名遠播的貪污城市,變成廉潔之都,成為鄰近地區欣羨和學習的對象。更使投訴無門的小小市民,對政府部門的行政失當、官員的怠忽職守,有正式的渠道進行監察,有足夠能力施以制衡。

因此,無論從任何角度,都不能想像林鄭司長竟然會說出這樣的一番說話:「可以想像,政府部門受到不同機構的監察與制衡,所受的壓力。包括廉政公署與申訴專員公署,這些機構有時是好的,他們是公民社會的守護者。但如果因為我們不懂如何應對這些監察機構,他們便會成為我們的主要障礙,最後受累的,會是政府施政的執行能力……」

把政府施政困難,官員表現不濟,歸咎香港的監察與制衡制度,更出自吃港英奶水長大的資深政務官林鄭月娥之口,令人覺得驚訝之餘,更是匪夷所思。林鄭這番把香港制度的核心價值踩在腳底的說話,連退隱多時的前行政局成員都禁不住要直斥其非。

如果你聽到林鄭說話的語氣,看見她的表情,那股從牙縫透出來的怨氣,不是只看書面文字可以充分理解。幕僚事後替她出稿解釋,但無論如何解說如何兜,都無補於事,也改變不了林鄭視廉署和申訴專員這類監察機構如糞土的事實。

廉署對林鄭的愛將立案調查,上任12天就中箭下馬。申訴專員指摘對市區和新界執行兩套取締僭建的政策,林鄭被迫回應,激怒新界土豪,搞得政府人仰馬翻。林鄭對監察機構懷恨在心,事出有因,也查實有據,不是幾句言語偽術,巧言令色就能否認得了。

王岸然 - 港人滄桑九七開始

國慶日發生大海難,李剛現身醫院,梁特首在李剛向記者發言時站在一旁成為副手,第一時間惹來網上罵聲不絕,港人的憤怒迅速蓋過對死難者的哀傷;再加上同日下午中聯辦外出現多支港英旗,同日早上疑似示威學生被逐離場,正式示威學生被阻於會場一哩之外……,國慶日盡是負面新聞。

香港人只知有放假之日,不知有國慶這一回事,香港人的情懷,從不覺得有國可慶,反而香港的滄桑由1997年開始。

才女林燕妮最近寫了篇文章,憶及回歸前到北京,無論是文化界或是電視台的訪問,硬要定性香港的過去是「百年滄桑」,說成在殖民地生活時很慘,香港人是遭到英帝國主義者剝削的奴隸,全靠祖國的打救得以從殖民地解放出來,得以當家作主。


港人貢獻內地矮化


才女當然不同意,筆者也不同意,但國內的國民教育、公眾宣傳肯定以這個角度形容香港;香港人的自強不息,香港人對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所作的貢獻,遭內地矮化隱化,這是造成今天有年輕人拿港英旗出來揮動漸成潮流的深層次原因。

筆者從不緬懷英殖民地時代,殖民統治是不義的,沒有任何知識分子會不同意,英國人何嘗對港人有義?筆者自出生以來便擁有的英國國籍給英國人在1980 年收回,英國人撤退前幾年才開放部分代議政制,無非是確保其有效統治。筆者不會認同英國米字旗的香港旗,但也對中國國旗、香港區旗沒半點感情,若有人能設計一面不代表英國、也不代表中國的「香港旗」,筆者一定放心認同,相信大多數人也能藉香港旗合情合理地找回香港身份的認同。

自九十年代已經主理香港事務的陳佐洱說在7月1日見到有人拿出米字旗「感到痛心」。其實,他不應該「感到痛心」,而應該感到慚愧,因為正是他身為主管港澳事務者的失敗,所以香港回歸十五年後才會民心不歸,才會有人拿出米字旗,才會全民反對他說是「天經地義」的「國民教育」。為官半生,處理香港事務如斯失敗,有負國家所託,陳佐洱知羞沒有?還有何面目說三道四?


香港特首變為副手


香港人的滄桑,不在於殖民時代的艱苦,而在於由1997年開始對自身社會認同的失落感,在於離開英國的殖民統治後,再一次成為中國的次殖民地,這種感覺日益強烈,強烈到在行動上爆發出來。前天的國慶固然全無國慶日應有的氣氛,這也罷了,吃唱玩樂享受假期,總不會是壞事,晚上驚聞海難,人人悲傷;但更大的悲傷在於見到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跑到醫院見記者時以「領導人」的身份講話,梁振英頓時貶為站在一旁聽令的副官。這一刻港人終於明白,在重大事件上,中央已經直接領導香港,香港人再次成為殖民奴隸,亦由這一刻開始。

《基本法》清楚寫明,除國防外交之外,香港所有事情由特區處理,由特區負責。小小一次海難,香港處理不來嗎?特首有認為香港處理不來的災難、所以要求中央幫忙嗎?不請自來的好意,不一定是好意,可以是治權的宣示,李剛正是以行動顯示中聯辦與特首共治香港的權力,這不是無心之失,而是陸續有來的事情。

特首梁振英在國慶酒會的談話,可能被海難事件沖淡其重要性,他說中港融合是事實也是現實。說到事實與現實,他何不一併解釋中環西環共治也已經是事實與現實?他不用說的,香港人非常聰明,懂得在事實中找出現實,李剛領導救災,是故意做給香港人看的事實,從而令香港人接受現實。

中港融合,無論是現實還是事實,只要能令港人得益,港人沒有不歡迎的理由。香港人是現實的族群,但為何現實中的港人會抗拒中港融合這個表面上對港人有利的方向?這個問題,非常簡單,梁振英與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若不能答,就請勿再推融合政策,因為這會造成社會不穩,甚而騷亂,居民自發的「光復上水」行動就是警號,國慶日中聯辦外的英國旗,更是警號。


回歸之後港人變窮


1997年,中港尚未融合之前,大學生新畢業的可以月入兩萬元,今天是萬多元;當年的勞動階級月入萬元以上比比皆是,但今天只有六七千元,還拜是千辛萬苦爭取到的最低工資立法所賜。中港大融合十多年來一直在發展,中港愈是融合,愈大多數港人愈窮;窮不單在有形的金錢,還在無形的生活質素,大陸來客不單買去日常用品,奪去街邊小店,連港人到郊外露營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權利也遭到侵奪,令港人日窮的中港融合,一般人又焉會支持?

數字上看,回歸後香港的GDP上升了數倍,人均收入大增,香港的經濟似乎是受惠於中港融合的好處,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最少治港的京官與梁振英看這些數字,沒理由不發展中港融合的經濟政策。

但何以港人不單不支持,還出現起而反抗與國內來客衝突的情況?香港人不再現實了嗎?是少數人興風作浪,煽動民粹嗎?

當然不是。原因非常簡單,絕大多數港人沒有因為回歸而受益,沒有因融合而受惠,反而變得更窮。現實的香港人直接得到的現實與事實是,大家的滄桑是從回歸開始,於今尤烈,所有經濟利益都走到大資本家和地產霸權那裏。這麼簡單的道理梁振英明白嗎?他是明白的,但不感覺到嚴重性,因為他其實也是富人,是得益者。

2012年9月30日 星期日

林茵 - 高舉香港旗 反對現政府

【明報專訊】七一遊行、反國教、反對新界東北被規劃、光復上水站,近月示威場合裏,不斷出現英治時代香港旗的蹤影。香港人拒絕對五星旗感動流淚,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則說見到米字旗就痛心。此言一出,香港旗支持者集中地高登討論區一片歡呼,更引用毛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認為親中人士不高興,證明行動有效;為令陳佐洱的心繼續痛,十‧一國慶又號召帶香港旗圍中聯辦。

香港旗在街頭運動出現,坊間毁譽參半,質疑者不只親中人士,本土社運界和部分市民都存有懷疑,那是否代表眷戀英殖時代?事實上,近日備受注目又經常被混淆的旗幟有兩個款式,一款是殖民時代香港的官方旗幟(下稱「香港旗」),有英國的米字圖樣及代表香港的龍獅盾徽,舉旗者以「高登仔」為主;另一款是香港自治運動設計的龍獅香港旗(下稱「龍獅旗」),取舊日龍獅盾徽的部分加以改動而成。兩款旗的象徵意義大不同。

港旗魅力不容忽視

八○後高登巴打Genzo與一群網友今年二月開始印製香港旗,半年間已售出六百多面,在facebook設立的「香港旗飄揚」專頁則有九百多人like;另有不少商店和網站都有售賣香港旗,所以實際擁有香港旗人數肯定更多。

數年前的七一遊行,其實已有零星的香港旗出現,據說當中部分人是BNO持有者,希望爭取完整英國公民權;近年則變成不滿現政府、控訴九七後香港「今不如昔」為主。Genzo說,旗幟雖售出六百多面,但舉香港旗者沒有固定組織,很多人買完後自行帶出來遊行,或僅收藏之用,今年七一跟Genzo等約同一起行的也是四、五十人左右。然而,香港旗魅力不容忽視,Genzo等人自資印製紙質的小型香港旗,於今年七一派發,不料遊行隊伍尚未從維園起步,近萬支小旗已極速派完。

Genzo原以為買香港旗者大部分都是年輕人,結果三、四十歲的成年人數目比想像中多,「感覺上是較為保守、右傾的一群,他們不會很主動說明自己的政治主張,我相信舉旗的人各有不同取向,有些想香港獨立、有些是懷念或想回到英殖時代,但共通點都是反對現政府,舉一支前朝旗幟,最容易認,利比亞反政府示威也是這樣做。」

米字圖案代表繼承

現實世界見面時討論並不熱絡,但來到高登討論區,關於香港旗、「獨立定自治好」等話題則反應熱烈,舉旗者心裏在想什麼,可從中得知一二。有毫不避諱「緬懷英殖」的指控,說「如果現在活得比以前愉快、自由、有尊嚴,還有這麼多人緬懷嗎?」有人強調香港建邦一百七十年,中共卻只有六十多年歷史、是沒有依循憲法正式建國的非法執政集團,因此否定中共對香港的主權,或曰追求香港獨立、有說英國或中華民國(台灣)才是香港祖國等。至於舉前朝香港旗,不少人認為這只是手段,「培養主體意識需要時間,現在最能代表香港身分和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這面旗。以後可以有自己的旗幟,但在七一打着一面沒人見過的旗是沒意義的。事實證明,這面旗最吸引世界關注,最令中國政府討厭。」他們認為,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澳洲、新西蘭,獨立建國後亦沿用有米字圖案的舊旗幟,這只代表繼承和尊重歷史,並不等於沒有主體意識、喜愛被殖民。

今年七一,《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名香港示威者在晚上煙花匯演時於新政總外揮舞香港旗的畫面,構圖令人聯想到二戰時美聯社「國旗插在硫磺島上」的經典新聞照,網上瘋傳,寄意「民主會戰勝歸來」。照片中舉旗者事後撰寫網誌〈是我,讓香港旗飄揚〉,明言不希望香港重播英殖的歷史,然而中英雙方在制訂「中英聯合聲明」時欠了香港人一個自決的權利,香港前途應由公投決定。

高登仔評陳雲保守

公投未能實現之際,唯有在討論區民調表達一下意見。高登九月中開展投票,兩星期內1150人回應,74%希望香港獨立,支持自治但做英/美殖民地者佔18%,接受主權在中國者只有6%;此數據當然不能代表全港民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舉香港旗者的取向。有趣的是,主流社會認為太偏激的《香港城邦論》作者陳雲,竟被不少高登仔批評為過分保守、擁抱大中華思想。外間以為舉香港旗者都是「城邦論信徒」,但Genzo直言,舉香港旗與龍獅旗者立場不同,雙方沒有特別聯絡或合作,「城邦論者要求貫徹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但我們實在不想再跟中國有關係,文化上可以繼續用正體中文和粵語,但主權上,大部分高登仔都不想屬於中國」。他認為香港獨立並非異想天開,因大陸亦陷入經濟和政治人事上的重大危機,「亂起來,佢哋仲管到我哋咩?」

陳雲則認為這種論調不夠深思熟慮,「成日覺得中共控制下無辦法爭取自治,但唔知佢哋點樣獨立法喇,獨立後的外交關係又如何?」除此之外,獨立建國有很多關於國家精神、歷史文化傳統的論述要處理,倉卒立國,大有可能要推出種種壓制人權的措施和思想教育以穩定局面,像新加坡成為專制國家,跟香港城邦自由開放、多元化的精神違背。

自治運動思想傳播

很多人猜測,《城邦論》主張自治只是幌子,實質也是要搞港獨。陳雲堅稱並無此意,「香港無獨立的必要,《基本法》所載自治權比英治時多好多,只沒有國防與若干外交權,其他政治權利及大部分外交權都在香港手上,香港在很多國際行為上已等同一個國家,只要《基本法》列明的權利得到落實,對香港來說已經好夠用。像摩納哥、梵蒂岡,唔一定要有主權先得。你脫離出去,反而唔能夠得到大陸經濟增長的利益。城邦自治是對香港最好的方案,也最有機會達成,因不是要求主權時,中央就無你符。」

事實上,陳雲與香港自治運動共同設計龍獅旗時,構思的就是拿走米字圖樣,只繼承代表香港的龍獅盾徽,寓意脫離英殖;同時在盾徽加上「香港」兩個中文字,「核核突突咁囉,以表示這旗係中國架喇(笑),英國人本身設計個盾就好好睇嘅,不過我話兩隻漢字唔加唔得,加咗先算香港人嘅旗。」

香港自治運動的成員Vincent Lau表示,龍獅旗去年七一首次亮相,至今售出逾二百面,今年七一舉龍獅旗者數十,隨隊的支持者約二百多人。相對香港旗團,香港自治運動有較固定的組織,數十名核心成員中,三十來歲或以上者過半,從事學術研究和專業人士居多;與組織友好的學者和文化人包括前灣仔區議員金佩瑋、黃英琦、孔誥烽、陶傑等。他們較少發起街頭運動,通常認為議題適合時帶同龍獅旗參與,例如年初的反自駕遊、反貪曾、七一遊行、新界東北和光復上水等。香港自治運動較重視思想傳播工作,已舉辦多次學術論壇和課程、本土歷史導賞團、撰寫報章評論及政策研究報告等,旨在向社會各階層推廣本土意識,要求中央恪守《基本法》承諾。

對於一般市民和傳媒經常將香港旗和龍獅旗混淆,Vincent不太介意,「好多時遊行佢哋都會喺我哋附近,人哋有權揮舞任何旗幟。」他指出,香港自治運動成員對英殖時期較批判,在感激英人為香港奠下法治、人權、經濟基礎之餘,亦不滿英方在香港前途問題上沒有維護香港利益。成員認為,英國按《中英聯合聲明》、美國按《香港關係法》,都有責任監察中方有否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惟兩國皆漠視目前中共亂港的事實,故組織成員今夏曾先後到英美領事館示威抗議。

2012年9月29日 星期六

吳志森 - 反洗腦教育戰爭遠未完結

【蘋果日報】以胡紅玉為首的「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宣佈國民教育課程指引已經失效,但是否等同撤回?胡紅玉不作評論,只說:「大家可以各自表述。」香港的國民教育科究竟撤與不撤,是否比「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兩岸問題還要複雜?

立法會選舉前夕,梁振英宣佈修訂國教科,包括取消三年開展期的死線,開不開科?教甚麼內容?全由學校專業自主。已撥給學校開展國教的五十三萬元,可以無限期留在學校戶口,不規定用途,用作公民教育、德育,甚至是性教育活動都可以。期間,又決定抽起課程指引中「當代中國」的部份……

根據官方發表的新聞稿,胡紅玉的說法是這樣的:「行政長官作出重大政策修訂後,學校可自行決定何時或是否開展和如何處理課程問題,所以已不需要官方課程指引,有關指引將失效,亦不建議政府修訂和檢討,建議將交予政府考慮。」

記者追問這是否就是撤回?胡紅玉堅持不用「撤回」字眼:「大家可以各自表述,這個不成問題。」

課程指引已經失效,等同廢紙。學校開科要靠指引,沒有指引,國民教育科就失去了靈魂。既然國民教育科已變成了只有軀殼沒有靈魂的喪屍,為何不乾脆宣佈撤回,還要玩甚麼「各自表述」的把戲?

有人分析,這是面子問題,如果政府採納民間要求,用「撤回」的字眼,等同跪低,大大損害政府的管治威信,他日反對派大可「照辦煮碗」向政府施壓。現在的做法,是有撤回之實無撤回之名,各自表述,可保存官員的顏面。

含糊其詞,拖拖拉拉,換個說法,以為這樣就贏了,這是典型的阿Q精神勝利法。這樣不但無法維護政府的管治威信,也因為留着一條應斷未斷的尾巴,傷口未癒,含膿潰爛,無法復原,隨時會向全身蔓延,危害其他器官肢體。如果認為死不認錯就能挽回官員顏面,只是蠢得不能再蠢的做法。

工於心計,善用語言偽術的梁振英政府,是否愚笨至此,純粹只為面子,留下這分分鐘危及生命、尾大不掉的國教指引?我認為,當中還有不可告人的計算。

推行國民教育科,是香港回歸十周年胡錦濤親自下的命令。今天,國教科已成為無法收拾的爛攤子,把國教科的軀殼勉強留住,目的是要向阿爺交代。

國教科「死唔斷氣」,不將已經「失效」的指引全面撤回,為沒有靈魂的喪屍留下最後一口氣,是等待他日有借屍還魂的機會。表現積極博取當權者歡心的學校,可以繼續為學生洗腦,國民教育用其他形式出現,還可以有所依憑。

更陰險的是,雖然沒有了獨立成科的國民教育,但紅色的洗腦成份,已無孔不入地滲在其他課程內,語文、常識、音樂……課文內容,充滿令人不寒而慄的毒素,家長學生更防不勝防。

反洗腦教育的戰爭遠未完結,各位珍視香港核心價值的香港人,絕對不能鬆懈。

2012年9月25日 星期二

陳景輝 - 被遺漏的思索:反國教的廣場、孩子、陰謀論和成敗


香港人從來沒有自己的「廣場」。康文署轄下的廣場叫「休憩公園」,功能為休息和觀賞;銅鑼灣雖有個時代廣場,但不過是消費場所。佔領政府總部的十天,我們終於有了個廣場,市民把政總中間的一大塊空地易名作「公民廣場」。

廣場的實現

有趣的是,新政總開啓時受多番批評,予人遙不可及之感,宛如孤島, 「門常開」之名更像個反諷。但在那十天,卻成了公共生活的中心,若然有天「XX 大革命」會在香港發生,政總背脊的公園草地,也挺適合長期紮營佔領。尤其是,政總正中心那個從地面升高的圓台,本來只有兩根掛了區旗和國旗的柱。然而,這個平日空蕩蕩的東西,卻成了熱烘烘的舞台。每天黃昏,市民開始聚集,自由發言。圓台不高,台上台下十分接近。許多普通的中學生和白領,拿起咪高風時,既無怯場也無冷場, 言辭像炮彈,彷彿成了大演說家。到了夜間, 市民聚會, 自發舉行讀書會、小型音樂會和討論會等,成就了公民之間全天候的談話空間。

修讀政治學和城市史的人,一定知道古希臘的廣場(agora),它是雅典民主生活的中心。在那裏,古希臘人就著政治和哲學問題自由交談,也定期召開正式的市民大會。這原本印在書頁中的場景,終在佔領行動中出現。這種廣場空間不同於書店聚會、城市論壇和網絡討論區, 沒有偶像、粉絲、常客和嘉賓,沒有定時定候。出席者互不相識,但以平等的公民身分相視。

守護孩子的弔詭

廣場最奪目的一幅橫額叫:「守護孩子」。然而,這也是最叫人困惑的一句口號。首先是緣起問題,整場運動是由中學生發起的,一開始是這些孩子守護香港「在先」, 而人們守護孩子「在後」。其次,學民思潮的先鋒色彩總是和溫室保護的港孩形象格格不入。因此,反國教運動糅合了兩種孩子形象:一種是宛如白紙一張、無抵抗之力,且易受傷害的被動小人兒,另一則是破繭而出、站在人前和主動抵抗的早熟少年。前者召喚出成年人的保護精神,後者則動搖成人世界的既存秩序,為着根本變革而吶喊。這份夾纏不清也反映在罷課的爭議上。有人質疑罷課會助長怠惰和放肆,叫中學生不安守本份,導致社會失序,然而,青年運動的使命之一,難道不就是把保守社會弄個天翻地覆嗎?又或許,換個角度想想,這正是這場運動最有趣之處,它複雜地結合了孩子觸發出的保守情結和激進精神,從而使反國教運動既不流於溫和膽怯與安份守己,也不會頭腦發熱得將世界拋諸腦後,而是處於當中的互補和張力之中。這不是和稀泥, 我甚至認為,學民、家長和老師的團結,或這份溫和與激進的動態糅合,是運動能夠同時贏取力量和認同的重要依據。

陰謀論是場瘟疫

佔領完結以後,網絡一度流傳陰謀論,說有無間道「分化」和「滲透」大聯盟,因而作了撤出的決定。由於受多方抨擊,迫得造謠者道歉了事。近年在網絡界,在政治問題上,陰謀論總是大有市場,為什麼?因為它可以簡化現實。例如,在撤出與否的爭議上,陰謀論者毋須理會「反國教聯盟」提出的理由(包括10天佔領已超出了中學生和家長的能力負荷、階段性成果的理解和運動轉入下一階段的在地組織工作等),並將失望轉化為怨恨,直接把意見不同者抹黑成共產黨派來的臥底。

誠然,無論你贊同「撤出」與否,也需要從策略、形勢、內部組織狀況和外在條件等多方面考慮和評估,但廉價的陰謀論則完全是反智。近年,網絡教主也樂於鼓吹各種陰謀論。一時間,國共鬥爭時期的舊中華政治語彙得到復興,什麼勿通匪類、共匪的說法在網絡上有一定市場。這無疑是時代的倒退和錯置,人們彷彿回到了那個神經兮兮疑神疑鬼的舊日時光,動不動說人懷有不可告人之利益,新近的矛頭更直指社運、文化人和左翼,大扣「賣港賊」的帽子(例如陳雲經常說社運支持弱勢社群是為了在社福界撈取利益)。弔詭的是,香港在這方面的思想退化,真的頗似大陸的五毛和憤青,一開口就說別人是收受了美帝利益的「賣國賊」。往往,網絡激進派攻擊公民社會的力氣,要比攻擊建制派還落力得多。

陰謀論不是好東西。歷史上,最災難性的例子是納粹時期的「猶太人陰謀」。話說一戰戰敗後,德國右翼民族主義者發明了「刀刺在背傳說」:德國戰敗是源於左派、非民族主義者和猶太人的不愛國行為,他們形同往德軍背後捅了一刀。矢志為德國的復興而奮鬥的納粹黨延續了這個傳說,把政治對手妖魔化為「叛國賊」。然而,20 世紀30 年代德國的困難本來涉及許多原因,需要從政治、社會和歷史等多方面分析,但最終都被約化,歸咎為「猶太人」問題。歷史告訴我們, 「猶太人陰謀」是一種推諉責任的借口,作用是轉移視線,使人們不能認真反思自己,迴避自己意識形態的限制,而樂此不疲於狩獵「替罪羊」(參見Zizek《意識型態的崇高客體》)。在陰謀論的世界,沒有公平可言,公共的言說也失去重量(例如:不用認真對待真實的政治分歧,也無需顧慮運動的難題和策略) ,因為,陰謀論的信仰核心是:所有表面公開的決定背後,其實蘊藏着另一個更為巨大且不為人知的決定。最後,政治剩下的只有懷疑、怨恨和陰謀,淪為尋找「內奸」的玩意。

成敗

梁振英輕微讓步,使局面更詭異,一方說是階段性小勝(但革命尚未完成),另一方則說成是大敗,判斷南轅北轍。有人冷嘲熱諷, 說前者是「精神勝利法」,將失敗當作成功。然而,這是混淆視聽。當下,並沒有人誇大,說「運動大獲全勝」。人們只是並列一小塊「贏取的空間」和更多「未完成的部分」。反過來看,無視現實中辛苦鬥爭而來的微小成果, 而高談「大敗」的朋友,難道不是一種顛倒的阿Q 精神:不是將失敗的當勝利, 而是相反, 將僅存的成果(哪怕是小勝) 統統都看成是失敗,可謂「精神失敗法」。與精神勝利法相反,這是一種徹底失敗的錯覺。

「倒梁和抗共」?

有趣的是, 「小勝論者」被看作是在「自我陶醉」,但細心一想, 「大敗論者」又何嘗不是?如果前者被嘲為安於現狀的精神勝利法,後者則可視為「未來的阿Q」。經常有一種無限樂觀的說法,說只要留下去, 「革命」就會來臨,我稱之為「廣場解決一切」的神話。指點江山的大師也曾發牢騷的說過: 不撤的話, 運動可發展成倒梁和抗共,普選明天來臨也不定。天啊, 不是說「倒梁抗共」不對, 但這是反國教運動中行動主體的意願麼( 聯盟、家長和孩子) ? ! 不管喜歡與否, 由學民思潮和大聯盟所領軍的反國教運動,一直是個單一議題運動(單純反洗腦科,這使運動的焦點集中和簡單);但若純粹為了提升戰意,就一下子跳躍到全民「倒梁抗共」的景地,難道說話者不會心虛嗎?!我甚至急不及待革命今天來臨,但問題是:如何可能?該做些甚麼準備?尤其在形勢有變和主事人力有不逮的前提下,運動怎樣才能再度突破和提升?有人說可佔領多兩三天,OK,但之後呢?基於種種理由,如果佔領不可能是無了期(死守則可能被梁振英拖延至消耗殆盡) ,或現階段根本難以竟其功於一役,那我們終要思考如何在「廣場」以外叫運動遍地開花。

何故在冷氣房叫人革命?

最後一點更荒謬,指點江山的批評家愛說:運動是全民的,你所說的困難是你自家的事是, 你無權不佔領,包辦運動。甚麼包辦,主辦方有阻止過他人繼續佔領嗎? ! 更奇怪是,因為「運動是全民」,所以家長和孩子不容力有不逮、不能改變戰略?這又是什麼虐待邏輯?最可笑是,一味說革命近在咫尺,又不斷把全民和佔領掛在嘴邊的大師, 卻從不親自落手組織群眾、再次號召佔領或立刻策動革命,而只在冷氣房內罵人不夠革命。或許,甚麼全民和革命,並不包括他自己吧。

未來沒法計算。不少主事人也承認,當日撤出的決定和安排,是有不足之處(例如挫了民間剛剛形成的新生力量的銳氣)。甚或誰也不知道:假若當日人們不撤,可能政府已全撤(雖則可能性極低) 。但我只想說,不滿歸不滿,批判也不應脫離組織和現實條件。畢竟,毫無代價唱最革命的歌,不過也是一種快慰到死的「自我陶醉」罷了。

後記:小勝補遺

有關政府讓步的事,主辦單位並未收貨。但相較以前,權力確是給動搖了。在新安排下,反國教的戰場將從「政府強制」滑移至「學校自願」。國教科不再以「強制」為後盾,只要學校反國教的意志夠強(例如天主教學校) ,就可以「大條道理」不開展,而毋須面臨原本風暴──三年開展死線。基於抽起課程指引中當代國情的決定,學校也暫時無需處理「黨國不分」的內容,而53 萬撥款也可以改用作國民教育之外的範疇。近年社會運動中,政府多是寸步不讓。無疑,這絕非當權者宅心仁厚,而是全民的力量。但我們都知道, 「全面撤回」的革命尚未完成,下一階段更為複雜,因為一切將以「自願」之名而行。運動需要重新調整論述,需要揭穿「自願」背後,經堂發生的威迫利誘、學校高層的一言堂,而這方面,則需要具備深入堡壘(學校)的能耐,並將反國教力量調動至那些黑箱校園門前。

2012年9月20日 星期四

許承恩 - 失靈魂無軀殼的國教科指引

【明報專訊】9月19日,「公民廣場」移師香港城市大學。不經不覺,因反國教科行動而起的公民廣場已轉了陣地,近日由大專師生接棒。無可否認,自9月10日政府讓步,「3年後必須推行此科的死線已不存在」以來,這一科餘下的,就是「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下稱指引)」。不過,很可惜,面對着這份課程指引,校長、老師、家長、學生仍有百般無奈,無所適從。 


沒有「靈魂」的指引 

關於指引所帶來的重要問題,許寶強博士、張銳輝老師(9月17及18日)曾於本報觀點版撰文解釋。就此,以下主要依中、小學場景出發,討論當中難處。 

首先,事已至此,指引欠缺民意基礎。回顧過往,諮詢次數只得一次,諮詢時期太短,市民又未有機會了解各方意見,且近日反國教意識激烈,如此背景艱難,怎叫家長、老師對指引心服口服,以至支持學校開展? 

另外,參考指引,看似樣樣兼備,但現實難以依從。例如,老師既要培育學生接受正面德育價值(p.8至9),但又要放下權威,保持中立,給予學生自由(p.115);政府多次說明國教科並不「計分」,又不影響升學,但卻在指引中用了9頁指導老師如何評估學生,甚至可於成績表展示學生於國教科的表現(p.95);還有,指引有論及「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的關係」,但只是簡單提出「本科雖以德育及國民教育命名,實已包含公民教育學習元素」(p.12),理據薄弱,不但予人「此地無銀」解說觀感,亦令人誤以為此科將以國民概念取代公民概念。除以之外,指引中涉及的學習範疇非常廣闊(p.14至19),好處是自由度高,但這種「寧濫勿缺」的原則反倒令人無所適從,課程內容與其他學科嚴重重疊。而且,教育當局一方面指出有很多事例,包括正面、陰暗面的事例可放進課程框架內,但自己編寫課程指引時卻未能提供多元事例,有「自打嘴巴」之嫌,亦令人覺得課程指引只是一塊「大海綿」,表面期望能「海納百川」,但現實絕非如此,千瘡百孔,正式實踐時不明所以。 

最重要的是,社會經歷過「公民廣場」一役,對指引欠缺信心。表面看來,指引理念是好,但基於上述原因,指引已失去了原先擁有良善理念的「靈魂」,市民既不信任,學校難以叫學生好好依從。若要令學校公民教育好好開展,指引有可能反變成障礙,學校、老師須衝破重重難關,才能依循這份指引開展學科。 


沒有「軀殼」的指引 

同樣嚴重的是,指引未能催化有說服力的教材,成為一份空存理念,沒有「軀殼」的文本。回顧過往課程發展經驗,就以曾引起廣泛討論的通識科為例,教育局總是「馬首是瞻」,課程發展處、考評局會提供多樣化的教材事例,亦會提供老師培訓,目的是希望老師能有最佳裝備,開展課程。不過,觀乎國教科開展,教育當局罕有地將「指引」與「教材」劃清界線,現階段不斷強調引起爭議的教材與當局無關,或者已過時,若然未來學校真正推行此科,「辦學團體的目標、學校的校本情况和老師的專業主導」(參考教育局長9月12日說法)將是關鍵。 

無可否認,在開展學科初段,教育局需要時間提供樣本教材,不過,教育局只要一天仍未能提供讓市民信服的樣本教材,就必須承認現階段事實——國教科只得指引,而當局未可以做好榜樣,依據指引提供具說服力教材。既是如此,表面上教育局提供自由度予辦學團體及老師,但事實上大家在教材撰寫方面只得一份內容論述空泛的指引依從,接着已無從稽考。如此開展課程,怎會順利? 


回應民意 收回指引 

既是如此,政府當局,何必拘泥於「撤回」、「不撤回」字眼,勉強要市民接受這份仍未完善的指引,無端令指引成為「過街老鼠」,反倒阻止學校開展公民教育?既然全港市民一直支持公民教育理念,又認同我們要關愛及認識中國,何不收回指引,廣泛諮詢,好讓公民教育能真正開展?

2012年9月10日 星期一

沈祖堯 - 2012至13年香港中文大學開學禮演辭

原文出處
新學年伊始,我謹在此代表全校師生,歡迎你們加入中文大學,成為中大一員。

今年是香港高等教育史上很特別的一年。我甚至認為它是一個歷史時刻和範式轉移。中大自1963年創校起就實行的四年制,今年終於獲香港教育制度認同。1989年大學教務會就《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三號報告書》發表聲明,說:「中大素來認為六年中學四年大學的教育制度是最適合香港的,而這種學制不一定比『五加二加三』學制更昂貴。」經過二十三年的爭論,我們終於重回正軌。

現在本科生多了一年在校時間,應該怎樣利用?

幾個禮拜前,我在網誌中說,校園流傳一句話:「認真,你就輸了。」大學生從小學、初中、高中一路走來,經歷過無數公開考試,身經百戰,最終獲得入讀大學的資格,因此校園就盛行一種觀念,認為大學生活,是時候喘一口氣,放鬆一下,好好玩一下。他/她應該選一些可輕鬆過關、容易取得高分的科目,在大學的這幾年應該好好享受,晚上在書院宿舍開開派對,為辦學生活動開開會,通宵達旦,在所不計。如果還有空餘時間的話,最好找份兼職工作,確保自己有穩定的經濟來源。

對此我另有看法,我的看法是,如果你選擇在未來三、四年「放輕鬆」、「過好日子」和「捨難取易」,你的大學生活就白過了。以下我提出幾件事,看看你們在未來幾年的校園生活裡做不做得到。如果你至少肯嘗試去做,你的大學生活會更豐盛,你的未來會不一樣。
  1. 每個月讀一本書,一本與你的主修科目無關、與你的專業無關的書,一本讀完也不會拉高你的GPA分數的書。任何題材的書你都應該讀。讀一本歷史書吧,我們所有人都要從錯誤中汲取教訓。讀一本關於世界局勢的書吧,地球只不過是一條小村落而已。讀一本心理學的書吧,人心這本大書要難讀得多。去讀關於人類文明的書,讀攝影的書,甚麼書都去讀一讀,用甚麼語言寫的書都去讀一讀。你的生命會更豐盛。從本學年起,我們的圖書館二十四小時開放,好好利用它。
  2. 每年至少認識一位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朋友。你的班上或者書院中有國際生、內地生,你應該認識他們,跟他們交朋友。帶他們去一家好的中菜館(或者你家),吃一頓晚飯,看一場音樂會,帶他們去行山,帶他們遊覽香港,逛我們的歷史博物館,向他們介紹我們的文化和社會。反過來,請他們與你分享他們的文化和歷史,他們引以為傲的事物和面對的問題。嘗試學他們的語言(韓文、日文、西班牙文、德文,當然還有英文),教他們講廣東話。他們會告訴你,廣東話很難學,他們的語言容易很多。
  3. 在書院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無論你是宿生還是走讀生,都不要錯過與書院同學一同生活和享受生命的機會。至少參加一次他們的服務之旅。學習團隊的工作方式,這個團隊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組成,成員是不計較個人利益的男女,大家不會互相競爭。在你未來人生中,說不定這個團隊會幫你一把,沒有人說得準,對吧?在書院裡,你會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如果你照我的話做,接受我的建議,畢業前就會讀完三、四十本書。會了解三、四種不同文化,會講幾種語言,對世界事務也開始有所了解。你會喜歡與人合作,而不是人爭我奪。你的世界會更廣闊,而不只局限在維多利亞港兩岸。你會更懂得待人接物,更擅於隨機應變,人緣也更好,每個人都樂於和你交朋友。未來發展事業時,你會更有本錢遨遊四海。在世界任何地方你都能找到工作、發展事業和建立家庭。

各位,我上述所說的幾件事,如果你能認真去做,你的大學生活不但不會浪費,還會是你成長過程中最無法忘懷的歲月。

嘰嘰格格 - 政治漫畫 (10.09.2012)









廷伸觀看:
梁愛詩:香港變無政府狀態

尊子 - 政治漫畫(10.09.2012)


尊子 - 政治漫畫 (10.09.2012)


尊子 - 政治漫畫 (10.09.2012)




Nico Tang - 下一代香港人:學民思潮

原文出處

還記得,那些年,上中學的日子,同學朋友們在課外大多的時間裡,不是在球場上你追我逐,便是在情場上你來我往。那時候,我們沒有互聯網,有CALL機已經好前衛;我們不知道甚麼是LV,JORDAN系列的籃球鞋才是最潮;我們看不懂陳果的《香港製造》,不關心九七回歸,不知道甚麼金融風暴,心裡只會記掛著某天下午會不會在自修室裡遇見那個他或她。對於尋常少年來說,九十年代的中學生活是單調但富足,是懵懂也是純樸的爛漫。那時,我們都相信只要一日有書讀,一日都不用理會現實社會的複雜性。而事實上,當時的社會還不算太複雜(只是走向複雜的開始),縱使我們沒有民主,但仍沒有地產霸權,仍沒有中港矛盾,仍沒有自我審查,沒有領匯,沒有劏房,沒有雙非;大家沒有那麼多怨氣,沒有那麼多遊行,沒有那麼多投訴;貧富也未很懸殊,而可以「上位」的機會還有很多;很多人都仍然相信著香港五十年不變是一個承諾,而不是一個陰謀。那時,不單只在成年和未成年人之間,有著很清楚的分水嶺,所有是非黑白也很容易講清理清。

可是,十五年後的今天,一切都變了。而且社會變化之快,價值重塑之多,實在遠遠超過大家的想像。活在今天,即使是和我一起成長的同代人,抑或是比我們活得更久的上一代人,都因為有著各自的生活包袱,而變得很難再為某些社會現象下一個明確的是非判斷:高昂的樓價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欣欣向榮的象徵,還是官商勾結的愛情結晶?記者因為大聲提問而被警察帶走是個別事件,還是警權過大可以任意踐踏言論自由?政府官員僭建醜聞不絕被揭發是一時大意不代表辦事能力有問題,還是誠信破產人格有缺失?議員在議會上進行拉布是浪費公帑,還是為了阻止惡法訂立而作出的手段?遊行示威是擾亂和諧的暴力,還是和平理性的抗爭?甚至連六四需不需要悼念,蛇齋餅粽 宴是否有違政治道德,加大碼的胡椒噴霧對人體會不會構成傷害等等,這些很基本很簡單清楚的是非問題,在今天的社會裡,都可以存在兩種以上的對立聲音。然後,因為國民教育霸王硬上弓在即,連中學少年都要拿起BANNER走上街頭。

是甚麼原因導致今天的社會變得曖昧不明?作為成年人的我,不敢肯定,我只知道在剛過去的這個夏天裡,應該是香港回歸以來發生最多遊行的一個暑假。而在眾多請願團體裡,尤以由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最引人注目。每次在媒體上見到召集人黃之鋒,他的每一言每一語都是如此的鏗鏘有力擲地有聲,聽他比辯論比賽更加厲害的詞鋒侃侃而談學民思潮的理念及意見,確實令到我們成年人感到慚愧。慚愧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字字珠璣令人茅塞頓開,而是實在想不到究竟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怎樣的香港怎樣的一個政治環境,竟然要逼使到本來應該在課室在球場在自修室裡,本來應該純真簡單,應該被我們保護被我們疼惜的這一班少年人變得這麼老成這麼複雜這麼厲害,並要他們花光所有課餘的空閒時間,在烈日當空下為著自己的將來聲嘶力竭地叫喊?少年人的將來,不是應該由我們成年人來負責的嗎?如果你認為政治是骯髒不堪的話,那麼今日這些少年十五二十時的同學仔,在本是陽光燦爛的日子裡便要弄得渾身污穢,請自問我們這班八十後七十後六十後究竟在搞甚麼?還要不問不聞潔身

自愛到甚麼時候?

這次訪問雖然早在7月完成,但奈何到了9月才能出街。相信大家在這幾月裡,早已經在各大媒體上得悉了很多關於學民思潮的理念,所以在這裡我也不想再多講無謂,只希望能夠透過文字將他們少年人的所思所想真實地呈現出來。如果你仍然相信從前「國王的新衣」這個故事裡的小朋友是最誠實,可以大無畏地指出真相,那麼請你花點時間看一看這些少年還有甚麼要說。並好好反省一下,這些年來,究竟自己做錯了甚麼,或是沒有做些甚麼,還有害怕了甚麼,不敢面對的又是甚麼,然後細心想想,會願意支持他們以罷課來對抗洗腦教育嗎?

學民思潮是怎樣煉成的

去年5月成立的學民思潮,創辦人是15歲的黃之鋒及他的同校師兄17歲的林朗彥。他們的理念由頭到尾只有一個,就是要求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因為該科的教學手冊是由政府出錢叫中共黨員編寫,學民思潮認為這行為不單只會「洗學生腦」,更可能有違一國兩制,變相被中央政府干涉香港教育事務問題。黃之鋒說:「咁擺到明就係西環治港。」於是自去年開始便策動多次集會遊行,讓社會各界關注國民教育科一旦真的落實推行,將會帶來的各種嚴重後果。經過短短一年的時間,學民思潮由最初只有20人的組織,變成今天擁有超過300位學生成員,能動員的人數已經比一些政黨更加多,並搜集了超過2萬個市民的簽名,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
在學民思潮成立之前,其實之鋒也像普通的中學生一樣,每天都是食飯打機瞓覺讀書,但由於出身自基督教家庭,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經常會去探訪基層家庭。小學時代的黃之鋒便開始跟著父親一起見證這些弱勢社群的生活環境。他一直不解為甚麼基層的生活會是如斯困苦,而有些人的生活卻相當富足。為了解開這個疑惑,他開始找各種書籍來看,也在互聯網搜尋資料,慢慢便發現到,貧富懸殊這個問題的源頭就是制度出現問題。於是便開始熱衷於各類政治議題,每天都會上網看新聞讀社評,再轉發FACEBOOK發表簡評和參與討論。去年政府計劃推行「國民教育科」的時候,教協竟然毫無反應,於是他和林朗彥都覺得求人不如求己,在FACEBOOK上設立群組,後來便演變成今天的學民思潮。「我屋企人都算支持我。送給吳克儉的平反六四麵包都是媽咪幫我買的,但她不太想在電視上見到我,她會心痛的。」

獨立思考少年

比之鋒大兩年的朗彥也是基督徒,但性格跟之鋒幾近相反。之鋒是機關槍式的停不了口,朗彥則總是笑咪咪的慢條斯理。他跟之鋒都是學民思潮的創辦人,但去年辭去了召集人的身份,主要在幕後幫忙策劃及文宣的工作。就像之鋒是上陣殺敵的將軍,他便是在背後籌謀的軍師。林家的環境也跟黃家不同,朗彥的父親是警察,對於兒子參與社運一事自然不會贊成。「紀律部隊一定會撐自己人,他不會覺得自己的兄弟有錯,所以好難同佢拗,唯有盡量避開警權問題。最初他當然很反對,話我們是在搞事,但我一直堅持,有時會拿一些我們的文宣及照片給他看,希望他能慢慢接受及明白。現在他也沒有太多反對了,只是媽媽仍然很擔心我們的安全。」
吳啟智(16歲)是後來加入的成員,同樣是以負責後勤的文宣工作為主。YOUTUBE上一些學民思潮的短片都是由他導演的。對於他來說學民思潮就像是一個可以跟志同道合朋友一起創作的平台,包括各式文宣設計、旗幟、LOGO、新聞稿等。但在加入了學民思潮之後,他才慢慢了解自己想追求的目標是甚麼。「我希望將來能成為一個獨立製片人,也希望我們的理念可以影響到社會。」但啟智的父母卻很反對社運,甚至覺得關於政治的一切都是污穢的。「爸爸媽媽都不知道我是學民思潮的成員,在他們眼中,學生就要做好學生的本份,就是好好讀書。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接受不到不同的意見,為了不跟他們吵,我只好不讓他們知道。」
來自女校的周庭(15歲),樣子長得特別可愛,在不少媒體採訪學民思潮擺街站的照片中也會見到她的出現。跟一般女生一樣,本來周庭對政治都是很冷感的,學校的風氣也比較保守,不過還是遇到一些有心的老師。「上通識課的時候,其實老師也有跟我們談六四,會告訴我們他自己的立場,他令我明白了更多關於政治的知識。後來政府要推『國民教育』,我自己都覺得有問題,又知道有學民思潮這個組織便決定加入。」而周庭的父母也是不支持她參與社運,「他們不支持的原因有三個,第一怕我兼顧不到學業,第二怕我會有危險,第三是政治立場不同,他們雖然不喜歡中共,但卻支持民建聯。所以為了減少家裡的衝突,我都很少跟他們說太多自己的想法。我不期望有一日我可以說服到他們,現在我希望的是能夠透過學民思潮,影響到更多好似我以前一樣,對政治感到冷感的人,開始變得關心政治。」

由學生組織演化成壓力團體

之鋒話現階段的學民思潮,定位介乎於公民黨與社民連之間,以中間派為主,激進行動為工具。「但剛好與人民力量相反,他們是以激進行動為主,中間派為工具。」而且會繼續堅持以單一議題,即推翻「國民教育」為組織的主要核心題目。啟智說:「因為實在有太多的題材了,我們不想分散自己的力量,所以還是先集中焦點在『國民教育』。」說到往後的發展,這些年輕人原來也一早計劃好路線。之鋒說:「學民思潮會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壓力團體,透過我們九十後、中學生、社會公民的身份,針對『西環治港』進行輿論式的施壓。從而逐漸擴大公民社會的層面,令到個圈子愈來愈大。但我們並不打算政黨化,我們都未成年,點入黨呢?我們只希望可以帶多一些沒經驗的人出來,而不是在小圈子裡發展出另一個山頭。」
朗彥補充道:「公民抗命,現階段我們是玩唔起的,但地區工作仍然是不能避免的。我們始終相信只有民間參與才會有所改變,社會才會轉化。幸好全港十八區都有中學生,你見前陣子我們可以同時在各區追問落區的CY班子就知,要擺街站一點也不難。我們希望可以引導大眾了解在香港出現的各種問題,歸根究柢都是政制的問題。」透過各樣的地區工作,啟智和周庭都有不同的體驗。啟智說:「我記得擺街站時,有些四、五十歲的大人會走過來捐錢給我們,並跟我們說很認同我們的做法,所以我覺得更加要企出來。而且可以令更多香港人知道城市除了發展之外,其實還有很多可能性。」周庭說:「七一遊行時,我在維園感受到的是青春的美麗,覺得非常浪漫。我也認為做地區工作是應該的,因為可以更直接地將我們個MESSAGE表達出來,就是希望香港可以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民主選舉制度。」

給大人們的說話

一面聽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發表政見,一面想如果不知道他們的年紀不知道他們的長相,大概會以為這班人起碼三、四十歲,甚至比起一般成年人的了解透徹得多。我問他們有甚麼說話要跟我們這些所謂的大人說,啟智說:「我們都已經中四、中五、中六,『國民教育科』現階段只是先在小學推行,對我們沒有直接的影響。我們企出來,其中是為了下一代發聲。可是有些大人卻不會為他們的子女著想,這令我感到很生氣。」周庭說:「我認識很多大人都是商人,做大生意的。他們日日賺很多錢,卻不會留意社會,一切都以錢來衡量。小孩子在這樣的價值觀,這樣的教育下長大,可以想像十年後的香港仍然都是只顧利益。」
朗彥則想回應一下大眾對遊行宣威的看法:「我想講一下警權的問題。我覺得在真正的暴力面前,溫柔只有用暴力的形式來展現。但甚麼是真正的暴力呢?是不是只有你見到的,那些衝擊警察、在議會上擲蕉才叫暴力?有沒有想過現存的制度其實也是一種暴力?香港人其實很懶思考,只以為畫面上的暴力才是暴力,真正的更大的暴力是甚麼,香港人不會去想,也不會明白。大家都習慣被物質被生活蒙蔽著。」
之鋒則認為日常生活的一切其實都與政治有關:「其實香港人的生活都差不多,所有的商場都差不多,放假去哪裡玩也是差不多,所以發水樓的窗台都繼續差不多,功能組別也繼續存在。香港人很喜歡投訴,但多數都不會去罵政府,就算會罵的,也不知在罵甚麼,或者罵完就算,自HIGH是沒用的。而且大家都很喜歡見高拜見低踩,不會關心基層的生活,甚至以為社會福利都是用來養懶人。很雙重標準,以前就話年輕人不關心政治,現在我們企出來了,又說我們太激進。」
「其實是因為香港人對所有創新或者突破的事,都不太習慣,也不太支持,整個文化都不喜歡有太進取的人出現。」朗彥繼續說:「其實甚麼獅子山精神,甚麼中環價值,我都接受,但香港真正的核心價值,應該是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如果『國民教育』一旦落實,那麼即使未來有普選,但最後選出來的人都仍然會是現在的那些人。」之鋒說:「所以這一刻,我希望那些大人、那些政黨不要再讓步了,現在連我們中學生都願意站出來,如果你們再讓步,那不只我們輸了,連下一代都會輸了。」

2012年9月9日 星期日

嘰嘰格格 - 政治漫畫 (09.09.2012)


尊子 - 政治漫畫 (09.09.2012)


尊子 - 政治漫畫 (09.09.2012)



何兆斌 - 政總反國教科集會內的神奇


原文出處

【明報專訊】2012年9月7日,在香港添馬艦政府總部外,出現了一個神奇的晚上。

下筆時,已是凌晨2時53分,很累。但身為記者,我對自己說,絕不能讓今晚與這幾天的經歷從我腦海中溜走。

尤其是美好的事情,我知,我要盡力在所謂正統報道以外,把它們一一保存下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關係,早兩天有機會與同事到政府總部外,跟一眾抗議的青年人傾談。甫踏入政府總部外的廣場,已聽到一位婆婆在台上用非常流利的普通話宣講。她不是在反對政府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教),而是在罵一眾學生為何把香港社會弄得這麼亂。

我聽着,呆了呆。不是因這婆婆竟敢夠膽走上台發言,我卻是驚訝為何台下一眾反對國教的市民,竟還有耐性聽她發言——除了一、兩句噓聲,台下數十人都耐心地待她說完;期間,台上的小女孩主持不斷說:「讓我們待她說完。讓我們待她說完。這裏是公民廣場,每位都有他/她發言的權利。」

那是一位中學生的聲音。

「你也不知道,一位老伯在過往幾個朝早到這裏來破口大罵。『學民思潮』幾位同學,就一齊手挽手保護着老伯離開。」一位在政府總部外紥營的青年人跟我說。

他感到希奇的事情,可還多。

「這裏的人很『搞笑』的。跟你不相識,卻不時拿食物來問你要不要吃。」有趣的是,那位經常來鬧他們的老伯,也來拿大會的食物,這班學生,也是無任歡迎。

那青年人手上,正拿着大會送來的漢堡包。他正想反手把它遞進口裏時,包內一片蕃茄掉落地上,「呀!」他趕忙用另一隻手中的紙巾,把蕃茄片撿起,再抹一抹留在地上的污跡。

那兩天,我接觸過不少佔領政府總部的青年人,他們內心,就是有一種神奇的責任感——不單止在說他們看到自己對站出來,反對國教的那份責任感,更是細如場地的清潔這回小事,當進到那裏,你也會被這份神奇的承擔力所感染。

有同學自發幫忙清潔附近的洗手間,昨天早已在網上圖文並茂地廣泛流傳了。「『學民思潮』的同學,會在凌晨四、五點,幾個一組,到政總外的垃圾筒執垃圾,有時甚至『地毯式』地看有沒有垃圾在政總外的街上!」

係真唔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真的。

今天晚上集會,出席人數是過往幾次之冠。不用等到凌晨四、五點,在晚上十一時許,政總附近的垃圾箱已堆積如山。我看着幾位孩子,男的緊索着重甸甸的垃圾袋;女的踏平着膠樽;各人快手快腳,像是準備要去第二個垃圾收集站。而場內,這班孩子也想到要分類回收。

「這班中學生的組織力真的很強!」那位拿着漢堡包吃的青年人,在大專「搞莊」,說時也感到自愧不如。

今晚晚會特別多參與者。人一出了會場,就沒法再進入了。但想去洗手間怎辦?這班中學生,臨時自製了一批 “廁所Pass”,拿着回來,就可進場;在另一些出入口,同學會用箱頭筆在人們手臂上點一點,以作識別。

不怕別人冒充嗎?不,不會的。正如剛才說,當一個人走進那會場,是會被一份莫名其妙的責任感感染的——至少,這班同學是這樣想、這樣相信。

而事實上,很多參與者也非常合作。我有一段時間坐在一個出入口旁,看着兩位同學在出入口一左一右拉着一條繩,作為一道閘。他們說場內沒空間了,絕大多數人也就自己掉頭,去找別的位置坐。

晚會中途,主持在台上表示一位家長不見了自己的孩子;主持初時竟還有閑情指那孩子的特徵應是着黑衫的!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其實很放心,孩子是會很快被找回的,「希望各位留意一下,身邊是否有一位着杏色褲、穿波鞋……」不消10分鐘,就有工作人員帶小孩到台前,與父親相認了。

大會公布,晚會的參與者多達12萬人。其中一位嘉賓,前港台DJ吳志森說:「我相信,如果把一樽水放在地上,要我們的人潮在進來時不讓它倒下,也絕對沒有問題!」另一位嘉賓更表示,外電這幾天報道着政府總部外的新聞,甚至說外國人要學習香港人是如何集會的!

而我,在晚會途中,也放下一點東西在早已搭好的帳幕內。然後四處逛逛觀察。因為,雖然我不知道如何解釋,但我知那種神奇的自律與秩序,是確確實實地存在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場內,也有一股活力和創意在流動:幾十位人士,想到以跑步表達撤回國教的訴求,於是,頭戴着的,不是吸汗巾,而是寫着反對國教的布條;胸前貼着的,不是參加馬拉松的不同健兒編號,而是表達要齊心合力撤回國教的字樣。

坐着的,同樣齊心地拿着《黑紙》寫着「撤回」那期,不時高舉着叫喊口號。全部人,有着同一目標;在一個目標下,我見到的,又是多元與豐富的景象。

有大學生在台上唱 “Imagine”,70年代的社運人士,在尾段上台加入一起唱。唱着 “A brotherhood of man. Imagine all the people sharing all the world”,全場不亦樂乎;一位本地左派報紙記者,找着我,希望跟我做街訪,我說,我也是記者。於是,訪問不做了,她就向我談自己在左報工作的無奈,「之前致電本地一位親中公眾人物,想訪問他對集會的看法,但他知星期一才見報,竟然對我說對立法會選情無幫助,不接受訪問!」報館的指引如何發出、文章如何被亂改,一地苦水。但我倆互不相識,卻又是暢所欲言。

另一嘉賓Bella在台上邀請參與者一起屏息靜默1分鐘,一起去想像國教被撤回,希望把正能量帶入會場內每一個角落。她在台上讀着撤回的期盼;那一刻,似曾相識;“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那一個空間,超越了信徒的身份,來得更莊嚴和神聖。

晚會參與者坐至添馬公園。在場外逛時,我發現不少地方,根本聽不到中央講台的說話。有人自發搞了不同的活動。最常見的是,幾個人坐在一起傾談;不少人搞起小型音樂會,最多聽到的,是Beyond的歌曲:《海闊天空》、《光輝歲月》、《不再猶豫》……有人搞小型講座;有小型祈禱會;也有行為藝術。

這種多元卻又凝聚的力量,我不知道如何解釋;種種自律、秩序、創意,我也不知該如何去理解。我不想浪漫化整件事情,但當你親身進入了現場,去觀察、去感受,你不能躲避從那裏而來的震撼。

我想,種種神奇,還是有一個解釋的:他們有一個共同敵人,就是一個謊話連篇、拒絕聆聽人民訴求的政府。

他們以此為敵。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本着自己的良知;每一位,都深愛着香港這片土地。

2012年9月8日 星期六

劉修妍 - 何故強制獨立成科?

【明報專訊】自從《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曝光,「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稱「國民教育科」)在不少市民眼中已儼如「洗腦科」。市民遊行集會高喊「反洗腦」,要求教育局撤科,但教育局似乎仍堅決推行。筆者暫且不談教材內容是否偏頗、國民教育是否洗腦等問題,倒想先釐清幾個概念。 

首先,「贊同推行國民教育」與「贊同開設國民教育科」兩者並不相同。前者認同推行國民教育這方向,但沒設定用何種方法達成,可以透過周會、課後活動或跨學科滲透等方式推行,而後者則認同以開設獨立學科形式推展國民教育。 

此外,「贊同開設國民教育科」與「贊同教育局強制全港官津直資學校開設國民教育科」兩者更是不容混淆的概念。某些學校按其校本情况,若認為以獨立學科形式推展國民教育更有成效,該校可以開設該科,但這並不代表其餘所有學校都要被強迫以這種形式推行國民教育。情况就如某些人認為每天步行樓梯可以有效增強心肺功能,而我認為每周撥出兩天緩步跑做法更可取,當我贊同每周兩天緩步跑,並不表示我贊同強迫所有人必須跟我一樣做法。

政府當局由「推行國民教育」變為「加強推行國民教育」,進而變成「開設國民教育科」,再演變成今天「強制全港官津直資學校開設國民教育科」,當中每次跳躍,到底憑着什麼理據?別的不談,我想集中談論最後的這步跳躍。 

教育局或課程發展議會檢視中、小學課程,然後為某些獨立學科編寫課程指引,本來是很平常的事。1998年發表的初中公民教育科課程綱要和2012年修訂的初中地理科課程指引,都是印上「教育署/教育局建議學校採用」的字句。關鍵之處,是教育當局「建議」學校採用由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課程指引,但每所學校均有權按校本情况選擇修訂課程內容,並且有權決定不以獨立科形式推行有關課程,換言之,學校有權開設這些科目與否。這項權利,是尊重學校專業自主的體現。 

但今次有關「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推展,卻有別於過去常態。雖然課程文件首頁依舊寫上「教育局建議學校採用」這字眼,但教育局向全港官津直資學校發出的通函卻要求學校「須」於開展期完結後全面推行該科。 

因何將「開設國民教育科」演變成「教育局強制全港官津直資學校開設國民教育科」?提出這個跳躍,較可理解的原因有兩種:第一,經過嚴謹深入的教育研究後確認以獨立學科形式推行國民教育成效遠高於其他形式;第二,經過長期的民間討論和業界討論後獲得如此共識。 

前者尊重知識,後者尊重民意,但現在,兩者皆不是。憑什麼?只憑政府一錘定音。 


一直找不到政府有理據的解說 


在沒有研究基礎、沒有民意基礎的情况下,為何政府突然改變以往常態,以行政措施將「建議開設國民教育科」變成「強制必須開設國民教育科」?對於這問題,恕筆者無知,一直找不到政府有理據的解說。 

教育局今趟做法,有違於過往尊重研究、尊重教育界專業的常規和價值觀,是以行政手段干涉學校在課程規劃和教學安排等領域的自主權。若然政府當局提供不到充分理據支持這異常做法,實難以令教育界信服,亦只會令更多市民懷疑甚至堅信政府背後另有不可告人的任務。 

最後,筆者想問政府當局,若然有學校經過與校內各持份者的充分討論以及法團校董會的確認,然後按照往常教育專業自主的原則,在政策開展期完結後仍然選擇「不開設國民教育科」,而以其他模式推行國民教育,到底何錯之有? 

作者是中學校長

嘰嘰格格 - 政治漫畫 (08.09.2012)




何芝君 - 同枱食飯 各自修行

【明報專訊】編按:本文由曾參與絕食的理工大學前副教授何芝君口述,由江瓊珠整理。

病房內的電視新聞重複又重複。我多番聽到林鄭月娥祝我早日康復。她向記者表達對「反國民教育絕食行動」的意見時,特別提及我,因為,一位學長通知她,我和她來自同一間中學,原來「我也是她的學長,所以她有一定的感受」。

如果林鄭記得她曾經來過我家吃飯,她的感受一定更加複雜。記憶所及,那應該是1988年,我和丈夫在美國馬利蘭州念博士學位。那時林鄭被香港政府派到華盛頓進修,他的丈夫跟我丈夫一樣,都是搞數學的,彼此認識。不知誰人相約吃飯,有天他們倆來到我們的研究生宿舍。談起來,我才知道林鄭和我丈夫在港大念書時,曾經參加過同一個活動,到清華大學交流,林鄭是副團長。同團還有李永達、單仲偕、于品海、文海亮等等。大學時的林鄭據說頗為活躍。

如果林鄭記得曾來過我家吃飯

晚飯的話題很隨意。還記得林鄭看見我們家裏一張茶几,覺得很有趣,我便告訴她那是我丈夫親自造的。她好像很讚賞,還笑着問她的丈夫:你為什麼不跟他學造一張呀?很純真似的。

印象至深還是提起他們住的地方在國會山莊南面,是邊緣社群聚集的地方,因為毒品問題,時有槍殺案,林鄭說起來有些擔心。他們離開後,我們還就她的反應討論了一番。總是覺得他們的不安可能是對社群不信任和不熟悉所致。身為知識分子,可以排除這種恐懼罷。

那頓晚飯之後,彼此就沒見過面。八九年,我們忙於在美國搞活動支持中國民運。民運之後,回到香港,就是一宗又一宗的本土運動。我再見到的林鄭,已經是「好打得」的政府高官。深水埗重建、天星碼頭搬遷、菜園村清拆,每一次,她都站在我們社會運動分子的對立面。現在想來,那一頓我們吃過的飯忽而就變得很奇怪——儘管我們的思想行為有多麼不一樣,在生命的某些時刻,我們還是遇見了。彼此輕輕擦過,彷彿一段樂曲的前奏,為今天林鄭就絕食發表的言論,做了微弱的襯托。

林鄭說:「我們都是來自這所天主教學校。我們受的教育都是培養我們有獨立思考能力,亦要求我們有一定的品德,無論於個人、家庭、社會都要有承擔。所以我一方面希望何女士早日康復,亦希望她信任特區政府,在何女士的堅持,以及我們繼續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堅定,在我們兩者之間,如果她有一份堅持,我有一份堅持,在兩者之間,正如今早行政長官所言,有很闊很闊的空間可以探討。」

是的,我們來自同一所學校

是的,我們來自同一所學校。我們要上聖經課,要聽德育故事,但學校從沒有要求我們聽到耶穌被釘十字架時要感動流淚。學校每天都有彌撒,校方只邀請同學參加,從沒有強迫。這是我從小到大感受到的自由氣息。相信林鄭在校時也享受過這種自由。

我翻看學校的教育宗旨,它鼓勵學生批判地思考。目標是培養學生成為負責任的公民,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看林鄭和我的投身,我深信林鄭和我都有受學校的教導影響。我們都有服務他人的良好品德。只是我們選擇了不同的服務對象。林鄭選擇了加入政府,在建制內服務市民,以當權者的立場考量事物的價值。我畢業後只在非政府組織工作,後來在大學教書,一直在課堂上鼓勵學生要獨立思考,要介入社會。課餘我參與不同的社運團體,結連弱勢社群推動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一樣的土壤,孕育了不同的個性,這就是自由教育的成果。我們可以各有堅持,就是因為我們有選擇的自由。

看着我們兩人,林鄭應該同意,我們的下一代一定不需要國民教育──我們都是在沒有政府建議的國民教育模式下長大的。如你所說,我們不是同樣關心社會同樣獨立思考明辨是非嗎?一個公民,擁有這種質素,不是已經達到教育的最終目標嗎?就讓學校有自己的選擇罷:想實施國民教育的讓它實施,想維持現狀的讓它維持現狀。唯有如此,才能維護我們一向以來多元選擇的傳統。把選擇權交回給學校給家長,才能體現民主的精神。

我們立場不同,仍然可以忠於自己,在不同平台發聲,捍衛自己的價值觀,不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廣闊的自由空間嗎?林鄭你應該珍惜,不應為政府倒退的政策護航。規範多多的國民教育只會令我們視野變得更狹隘,把我們的下一代教化成很愚魯的順民。本來我可以留在美國,但仍然選擇回到香港,這是我們情感的所在,我不希望香港被昧於現實的官僚搞垮。

林鄭叫我相信政府,我不知道如何去相信一個謊言屢屢大話連篇的政府。表面上你們很開明,多番邀請我們溝通,但梁振英已說明國民教育一定不會撤回。立場已設定,怎樣溝通呢?多年來,參與社會運動讓我認清一個事實:官民之間從來不存在對等的溝通空間。有時我甚至懷疑,是不是我對政府的理解搞錯了呢,我一直認為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事實卻不如此。9萬人遊行4萬人集會,民眾已經發出怒吼,政府還不讓步。溝通的基礎何在?

面對高牆 我們唯有以此明志

絕食是不尋常的抗爭手段,面對高牆,我們唯有以此明志。絕食了40多小時後,我們在政總絕食的10個人上台輪流發言。黃瑞紅說她會溫柔而堅定地抗爭下去,一步也不退讓,因為國民教育已觸犯了她作為一個母親的底線──她不能讓自己的子女任人洗腦。我女兒已經在外國讀大學,幸運地逃過了洗腦教育,似乎我沒有理由那麼獻身,有人問我所為何事。黃瑞紅的母親心情我很明白,我更加清楚的是,國民教育動搖的根本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沒有自由就什麼都沒有。政府現在一意推行的國民教育就是從很細微的枝節開始一步一步控制我們下一代的思想。反國民教育就是保衛自由,保衛香港。

林鄭如果愛香港,就應把自己的才能貢獻在其他地方,不要再服務誠信破產的政府。

尊子 - 政治漫畫 (08.09.2012)


尊子 - 政治漫畫 (08.09.2012)


尊子 - 政治漫畫 (08.09.2012)


尊子 - 政治漫畫 (08.09.2012)



延伸觀看:
2012.09.07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接受有線電視新聞台訪問

2012年9月4日 星期二

胡清心 - 你永遠沒有辦法叫醒裝睡的人

原文出處

爲什麽要反對國民教育課?這個問題似乎並不是問題,卻讓我思考了很久。作為無權無錢的普通老百姓,我的父母沒有機會將我送入國際學校或者國外接受教育,因此從小學直到大學我都如大多中國的普通學生一樣,在公立學校完成了16年的學習生涯,而這16年來所謂“國民教育”一直如影隨形,然而它對我,以及我的同僚似乎沒有帶來任何影響,我的同學中無一人無比擁護共產黨,無一人相信黨的無比偉大與正確,似乎國民教育在我們16年身上的實踐是徹底失敗。那麼還有反對國民教育課的必要么?以下,是我嘗試從一個與“無比偉大正確的黨”和各種形式的愛黨愛國教育相處了16年的過來人的角度,給出的思考。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我們有一門課叫思想道德,何謂有思想有道德的人,自然就是要愛黨愛國愛人民,這其中用語曖昧不清,不像現在香港的國民教育教材如此直白,但除此之外每逢党國的重要日子,總有各種的作文比賽,演講比賽必須強制參加,還要積極表現和幾近一個小學生的文筆所能對黨的種種豐功偉績進行歌功頌德。那個時候,我們在蒙昧之中接受了最早的“國民教育”,知道了共產黨在長征中的偉大戰略轉移(大學讀歷史系之後才知道其實只是被國民黨圍剿之後的流竄);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英勇事蹟(也是讀歷史系之後才知道當時與日軍正面交鋒的都是被斥為賣國的國民黨,共產黨正忙著在後方搞土改忙建國)。然而儘管如此,這種種灌輸對我們這些即使是最聽話最優秀的學生小幹部來說,也不過是鸚鵡學舌有口無心,從來就沒有往心裡去過。爲什麽?因為相對學校里其他功課,它是離我們生活最遠的,我們在生活中從來沒有感受過我們所歌頌的新生活新中國的那些點滴,而我們的家長,或許對我們的國文與數學非常關注,但對於這些重要的愛國教育,卻不置可否,異常淡漠。

讀中學的時候,這門思想道德課,變成了思想政治,內容仍是大同小異。那時還多了一重班主任,常常在放學之後留堂對我們進行各種思想教育。然而對於叛逆的中學生來說,無論是課上要死記硬背的內容,還是我們那位“馬列老太”的絮絮叨叨都只讓我們越發反感。因為漸漸開始理解成人世界的我們都心裡很清楚,班主任緊抓我們愛國思想教育咄咄逼人不是因為她真的相信她所說的那一切很重要,不過是因為我們做的好,可以作為她當班主任的政績去校長那裡邀功可以評上職稱加人工,而學校里多幾個這樣的模範班主任和班級,校長又可以在學區教育局裏面有政績,自然又是升官發財,而自然教育局上頭也有人……所以我們無論是被直接還是側面灌輸的一切都只是老師們讓自己升職撈好處的手段而已。

再到了讀大學的時候,我們不僅有思想政治教育,還有形勢與政策教育,馬列思想毛概鄧小平理論輪番轟炸。但在學校里我們最看不起的,就是教這些課程的老師,我們公然翹課,在她的課上大聲說話吃東西看電影睡覺,甚至在某些同學認真回答問題的時候起哄,但那些老師對此卻毫無辦法,因為在失掉老師的威嚴之前,他已經失掉了學生對他的尊重。我們都知道,只有一無所長毫無學識的人才會來教這些東西,而他可能唯一擅長的只不過是須溜拍馬搞關係,才為他在大學謀得這樣一個閑差。

這樣說來,你覺得國民教育成功么?它可以說是失敗的,因為它極盡所能灌輸了16年,卻仍舊無論是坐在底下聽的還是站在上頭講的,沒一個人相信它所說的;但你也可以說它是世間難得的大成功,因為雖然人人都知道它不過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竟然還是能被一代一代人當那麼回事重複了數十年。

國民教育可怕么?其實它白紙黑字寫的那些話語,根本不可怕,越是頂真極端的宣傳,只會越發顯得可笑;但它也非常可怕,因為舉國上下竟然會願意爲了這樣一個謊言而趨之若鶩,多少學生因為它而決定了自己的命運,我們明知它是謊言,卻仍要認真的抄寫回答每一條題目,麻木地寫下那些言不由衷的諂媚之語,又有多少老師明知它的徹底荒唐,卻要把它當做真理來說教,更作為判斷學生道德思想的準繩!

這才是國民教育課真正可怕的地方!

它可怕之處不在字面上的那些,不在於對共產黨的歌功頌德,而在於它讓我們中國的學生和老師,讓中國的基礎教育界,撒謊成性!

在學校里,我們明明知道老師和整個社會都沒人相信這一套愛國教育的理論,可是老師們或許出於無奈,或許出於功利心,都把這些謊言灌輸給我們,還要強迫我們違心地說一些自己或許都不理解的話語,才能得到高分,成為好學生,而一旦我們說出真心話,就要被批評,拿低分,成為壞學生。長此以往,循環往復。漸漸地無論是講的人,還是接收的人,都變得麻木,都對此習以為常,說兩句這樣的鬼話根本是無所謂的事。

當我們看到如今的中國社會,爲了金錢爲了利益,可以出賣良心,根本毫無底線,什麽都做得出的時候,除了如今的市場經濟化帶來的對利益的無窮追逐之外,也許同這似乎被我們視為無稽之談和笑柄的“國民教育”,同它給我們造成的撒撒謊根本沒感覺無所謂的心態,也有些許關係吧。

在學校裡,老師自然就當授業解惑,更應為人師表,他們對學生建立人生價值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在貫穿始終的各種國民教育里,我們一入學校從老師身上看到的是,爲了國民教育的威權而可以放棄真相,放棄真理,放棄良心,隨意地說假話,說謊話,更以此為榮,以此作為得利的門路。或許我們也曾有些老師在辦公室里牢騷滿腹,對這些鬼話大肆批判,而一上臺卻又充滿難言之隱地照本宣科,或許這樣的老師會讓有些學生唏噓,可是更多的學生或許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對權力的屈服,明知真相卻不敢說出真相。在這人生的第一課堂中,國民教育課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這世界上最重要的是權力與利益,什麽自我,什麽良心,什麽真理,都必須屈從在它面前,它更界定了什麽是好人,什麽是成功的人生,正如我當年那個以愛國教育加倍摧殘著我們的模範教師,你唯一可做的不僅要屈從這權力,更要參與到這權力的強化中去,於是好處自然源源不斷滾滾而來!

國民教育可怕之處正在這裡,它要告訴你的,不是一個假的歷史真相,一個假的真實世界,一個假的良心,因為它也許壓根不想去證明它的謊言是真理,它也根本不在乎真假;國民教育的推行,只是要告訴你,這個世界,真實不重要,良心不重要,所謂歷史真相也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利益與權力。

所以在今天,其實你問中國人,相不相信共產主義,相不相信共產黨,相不相信如今的執政政府,大概沒多少人會說他們相信,在如今發達的網絡訊息社會,很難不知曉一二党國的種種不公義和罪惡。可是儘管如此,他們仍舊沉默地生活著,更有不少人爲了成為制度中的既得利益者不僅選擇沉默,更以各種合理化的理由來粉飾制度的罪惡和党國的滿手血腥,或者更多的人滿足於他們已經過上的豐足的物質生活而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莫談國事。而其中大多的人,都是理直氣壯心安理得地這樣活著。

也許是有少數人至今仍虔誠地信仰著共產主義和那些愛國教育課本所寫的東西,而這些人卻成了這個社會中唯一的天真的活在烏托邦中的理想主義者,而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卻是對如今這烏煙瘴氣的社會,帶來最少影響與傷害的。那些攀在高位作惡多端的人呢,若問起他們的信仰,卻總是不置可否,即便是言之鑿鑿一套又一套大道理的,等他下臺或者退休之後再去問問呢?或許你才意識到當年那些大道理不過是他演戲的鬼話而已。

我在新聞中無意瞥見政總大樓門前有著一條“鐵屋呐喊”的橫幅,幾乎讓我落淚,於是我決定寫下這篇長文,將我所經歷的國民教育課,將它給中國帶來的影響寫出來,它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著無形而不可避免的責任,讓中國成為今天這樣無以為繼卻深陷泥潭動彈不得的狀況。

國民教育課是否會讓明日的香港,成為今日的中國,不得而知,但我呼籲停止國民教育課,更希望更多的老師,尤其是基礎教育界的老師能夠參與到其中來。要知道,你們在臺上的一句違心話一篇勉強的頌歌,會給學生帶來的影響不僅僅是字面上這些東西的影響!在你們手中,決定的是香港的未來是否是一個講良心講真相講道德的社會,還是一個只講權力與利益,其他一切都被淡化的社會。

國民教育課,它要培養的,不是共產黨的奴隸,而是權力和利益的奴隸。

國民教育課,它要塑造的,不是鐵屋中沉睡的人,而是裝睡的人。因為,沉睡的人,你總有辦法去喚醒。但是,你永遠沒有辦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

Michelle Obama's speech to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原文出處



Thank you so much, Elaine…we are so grateful for your family's service and sacrifice…and we will always have your back.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s First Lady, I have had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traveling all across this country. And everywhere I've gone, in the people I've met, and the stories I've heard, I have seen the very best of the American spirit.

I have seen it in the incredible kindness and warmth that people have shown me and my family, especially our girls.

I've seen it in teachers in a near-bankrupt school district who vowed to keep teaching without pay.

I've seen it in people who become heroes at a moment's notice, diving into harm's way to save others…flying across the country to put out a fire…driving for hours to bail out a flooded town.

And I've seen it in our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and our proud military families…in wounded warriors who tell me they're not just going to walk again, they're going to run, and they're going to run marathons…in the young man blinded by a bomb in Afghanistan who said, simply, "…I'd give my eyes 100 times again to have the chance to do what I have done and what I can still do."

Every day, the people I meet inspire me…every day, they make me proud…every day they remind me how blessed we are to live in the greatest nation on earth.

Serving as your First Lady is an honor and a privilege…but back when we first came together four years ago, I still had some concerns about this journey we'd begun.

While I believed deeply in my husband's vision for this country…and I was certain he would make an extraordinary President…like any mother, I was worried about what it would mean for our girls if he got that chance.

How would we keep them grounded under the glare of the national spotlight?

How would they feel being uprooted from their school, their friends, and the only home they'd ever known?

Our life before moving to Washington was filled with simple joys…Saturdays at soccer games, Sundays at grandma's house…and a date night for Barack and me was either dinner or a movie, because as an exhausted mom, I couldn't stay awake for both.

And the truth is, I loved the life we had built for our girls…I deeply loved the man I had built that life with…and I didn't want that to change if he became President.

I loved Barack just the way he was.

You see, even though back then Barack was a Senator and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to me, he was still the guy who'd picked me up for our dates in a car that was so rusted out, I could actually see the pavement going by through a hole in the passenger side door…he was the guy whose proudest possession was a coffee table he'd found in a dumpster, and whose only pair of decent shoes was half a size too small.

But when Barack started telling me about his family – that's when I knew I had found a kindred spirit, someone whose values and upbringing were so much like mine.

You see, Barack and I were both raised by families who didn't have much in the way of money or material possessions but who had given us something far more valuable – their unconditional love, their unflinching sacrifice, and the chance to go places they had never imagined for themselves.

My father was a pump operator at the city water plant, and he was diagnosed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when my brother and I were young.

And even as a kid, I knew there were plenty of days when he was in pain…I knew there were plenty of mornings when it was a struggle for him to simply get out of bed.

But every morning, I watched my father wake up with a smile, grab his walker, prop himself up against the bathroom sink, and slowly shave and button his uniform.

And when he returned home after a long day's work, my brother and I would stand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to our little apartment, patiently waiting to greet him…watching as he reached down to lift one leg, and then the other, to slowly climb his way into our arms.

But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my dad hardly ever missed a day of work…he and my mom were determined to give me and my brother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ey could only dream of.

And when my brother and I finally made it to college, nearly all of our tuition came from student loans and grants. But my dad still had to pay a tiny portion of that tuition himself.

And every semester, he was determined to pay that bill right on time, even taking out loans when he fell short. He was so proud to be sending his kids to college…and he made sure we never missed a registration deadline because his check was late.

You see, for my dad, that's what it meant to be a man.

Like so many of us, that was the measure of his success in life – being able to earn a decent living that allowed him to support his family.

And as I got to know Barack, I realized that even though he'd grown up all the way across the country, he'd been brought up just like me.

Barack was raised by a single mother who struggled to pay the bills, and by grandparents who stepped in when she needed help.

Barack's grandmother started out as a secretary at a community bank…and she moved quickly up the ranks…but like so many women, she hit a glass ceiling.

And for years, men no more qualified than she was – men she had actually trained – were promoted up the ladder ahead of her, earning more and more money while Barack's family continued to scrape by.

But day after day, she kept on waking up at dawn to catch the bus…arriving at work before anyone else…giving her best without complaint or regret.

And she would often tell Barack, "So long as you kids do well, Ba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Like so many American families, our families weren't asking for much.

They didn't begrudge anyone else's success or care that others had much more than they did...in fact, they admired it.

They simply believed in that fundamental American promise that, even if you don't start out with much, if you work hard and do what you're supposed to do, then you should be able to build a decent life for yourself and an even better life for your kids and grandkids.

That's how they raised us…that's what we learned from their example.

We learned about dignity and decency – that how hard you work matters more than how much you make…that helping others means more than just getting ahead yourself.

We learned about honesty and integrity – that the truth matters…that you don't take shortcuts or play by your own set of rules…and success doesn't count unless you earn it fair and square.

We learned about gratitude and humility – that so many people had a hand in our success, from the teachers who inspired us to the janitors who kept our school clean…and we were taught to value everyone's contribution and treat everyone with respect.

Those are the values Barack and I – and so many of you – are trying to pass on to our own children.

That's who we are.

And standing before you four years ago, I knew that I didn't want any of that to change if Barack became President. Well, today, after so many struggles and triumphs and moments that have tested my husband in ways I never could have imagined, I have seen firsthand that being president doesn't change who you are – it reveals who you are.

You see, I've gotten to see up close and personal what being president really looks like.

And I've seen how the issues that come across a President's desk are always the hard ones – the problems where no amount of data or numbers will get you to the right answer…the judgment calls where the stakes are so high, and there is no margin for error.

And as President, you can get all kinds of advice from all kinds of people.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en it comes time to make that decision, as President, all you have to guide you are your values, and your vision, and the life experiences that make you who you are.

So when it comes to rebuilding our economy, Barack is thinking about folks like my dad and like his grandmother. He's thinking about the pride that comes from a hard day's work.

That's why he signed the 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 to help women get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That's why he cut taxes for working families and small businesses and fought to get the auto industry back on its feet.

That's how he brought our economy from the brink of collapse to creating jobs again – jobs you can raise a family on, good jobs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en it comes to the health of our families, Barack refused to listen to all those folks who told him to leave health reform for another day, another president.

He didn't care whether it was the easy thing to do politically – that's not how he was raised – he cared tha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He did it because he believes that here in America, our grandparents should be able to afford their medicine…our kids should be able to see a doctor when they're sick…and no one in this country should ever go broke because of an accident or illness.

And he believes that women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making our own choices about our bodies and our health care…that's what my husband stands for.

When it comes to giving our kids the education they deserve, Barack knows that like me and like so many of you, he never could've attended college without financial aid.

And believe it or not, when we were first married, our combined monthly student loan bills were actually higher than our mortgage.

We were so young, so in love, and so in debt.

That's why Barack has fought so hard to increase student aid and keep interest rates down, because he wants every young person to fulfill their promise and be able to attend college without a mountain of debt.

So in the end, for Barack, these issues aren't political – they're personal.

Because Barack knows what it means when a family struggles.

He knows what it means to want something more for your kids and grandkids.

Barack knows the American Dream because he's lived it…and he wants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to have that same opportunity, no matter who we are, or where we're from, or what we look like, or who we love.

And he believes that when you've worked hard, and done well, and walked through that doorway of opportunity…you do not slam it shut behind you…you reach back, and you give other folks the same chances that helped you succeed.

So when people ask me whether being in the White House has changed my husband, I can honestly say that when it comes to his character, and his convictions, and his heart, Barack Obama is still the same man I fell in love with all those years ago.

He's the same man who started his career by turning down high paying jobs and instead working in struggling neighborhoods where a steel plant had shut down, fighting to rebuild those communities and get folks back to work…because for Barack, success isn't about how much money you make, it's about the difference you make in people's lives.

He's the same man who, when our girls were first born, would anxiously check their cribs every few minutes to ensure they were still breathing, proudly showing them off to everyone we knew.

That's the man who sits down with me and our girls for dinner nearly every night, patiently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about issues in the news, and strategizing about middle school friendships.

That's the man I see in those quiet moments late at night, hunched over his desk, poring over the letters people have sent him.

The letter from the father struggling to pay his bills…from the woman dying of cancer whose insurance company won't cover her care…from the young person with so much promise but so few opportunities.

I see the concern in his eyes...and I hear the determination in his voice as he tells me, "You won't believe what these folks are going through, Michelle…it's not right. We've got to keep working to fix this. We've got so much more to do."

I see how those stories – our collection of struggles and hopes and dreams – I see how that's what drives Barack Obama every single day.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possible, but today, I love my husband even more than I did four years ago…even more than I did 23 years ago, when we first met.

I love that he's never forgotten how he started.

I love that we can trust Barack to do what he says he's going to do, even when it's hard – especially when it's hard.

I love that for Barack,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us" and "them" – he doesn't care whether you're a Democrat, a Republican, or none of the above…he knows that we all love our country…and he's always ready to listen to good ideas…he's always looking for the very best in everyone he meets.

And I love that even in the toughest moments, when we're all sweating it – when we're worried that the bill won't pass, and it seems like all is lost – Barack never lets himself get distracted by the chatter and the noise.

Just like his grandmother, he just keeps getting up and moving forward…with patience and wisdom, and courage and grace.

And he reminds me that we are playing a long game here…and that change is hard, and change is slow, and it never happens all at once.

But eventually we get there, we always do.

We get there because of folks like my Dad…folks like Barack's grandmother…men and women who said to themselves, "I may not have a chance to fulfill my dreams, but maybe my children will…maybe my grandchildren will."

So many of us stand here tonight because of their sacrifice, and longing, and steadfast love…because time and again, they swallowed their fears and doubts and did what was hard.

So today, when the challenges we face start to seem overwhelming – or even impossible – let us never forget that doing the impossible is the history of this nation…it's who we are as Americans…it's how this country was built.

And if ou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could toil and struggle for us…if they could raise beams of steel to the sky, send a man to the moon, and connect the world with the touch of a button…then surely we can keep on sacrificing and building for our own kids and grandkids.

And if so many brave men and women could wear our country's uniform and sacrifice their lives for our most fundamental rights…then surely we can do our part as citizens of this great democracy to exercise those rights…surely, we can get to the polls and make our voices heard on Election Day.

If farmers and blacksmiths could win independence from an empire…if immigrants could leave behind everything they knew for a better life on our shores…if women could be dragged to jail for seeking the vote…if a generation could defeat a depression, and define greatness for all time…if a young preacher could lift us to the mountaintop with his righteous dream…and if proud Americans can be who they are and boldly stand at the altar with who they love…then surely, surely we can give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a fair chance at that great American Dream.

Because in the end,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that is the story of this country – the story of unwavering hope grounded in unyielding struggle.

That is what has made my story, and Barack's story, and so many other American stories possible. And I say all of this tonight not just as First Lady…and not just as a wife.

You see, at the end of the day, my most important title is still "mom-in-chief."

My daughters are still the heart of my heart and the center of my world.

But today, I have none of those worries from four years ago about whether Barack and I were doing what's best for our girls.

Because today, I know from experience that if I truly want to leave a better world for my daughters, and all our sons and daughters…if we want to give all our children a foundation for their dreams and opportunities worthy of their promise…if we want to give them that sense of limitless possibility – that belief that here in America,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better out there if you're willing to work for it…then we must work like never before…and we must once again come together and stand together for the man we can trust to keep moving this great country forward…my husband, our President,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ank you,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

練乙錚 - 論國教課程兩大漏洞及當年董梁教改

特區政府推出國教科,大家看其包含什麼內容之餘,還要看它剔除了什麼。如此,當可察覺到,在關鍵的「國家範疇」,有兩個嚴重紕漏:一是不提殖民主義,二是不講中華民國。「殖民」與「民國」這兩個辭,在該科指引文件中不存在。特別為香港人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有此兩大漏洞,原因何在,筆者逐一分析,直追溯到當年董梁教改的去中國化。

為何不提「殖民主義」?

殖民主義侵華二百年,若問哪裏是第一重災區,答案不可能是北京頤和園。說到底,那不過是老佛爺的一個後花園,破壞了,只有某種象徵意義;倒是比釣魚台大一百倍不止的香港這塊地連同其上居民,被活生生割讓,受英帝直接統治百餘年,才是中國所有受殖民主義蹂躪的災區中的最重。對此,國人感受普遍深刻,卻唯獨港人有異;港人當中,有些人心情矛盾,有些人毫無感覺,更有些人尤其意氣當頭會說狠話直指今不如昔。本地左派當權派人士對這些港人顯得特別反感,一直以來口誅筆伐,指之為港英餘孽。

反殖本是天經地義的事,今天當權者覺得香港人要補這一課,為何國教課程指引卻好像完全忌諱?筆者六十年代上中學、讀預科,所讀國史、世史兩門課,內容詳述帝國主義侵華史包括割讓香港那段歷史,今天的國教課程指引卻連「殖民」二字也不見蹤影。何解?大家先看一點背景。

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水火不相容,原因之一在於對一個重大問題意見相左:無產階級政黨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奪取政權之後,首要工作是在該國之內建設經濟、鞏固政權,還是要馬不停蹄把革命引向其他國家?這就是所謂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爭(或稱作「革命的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的對立)。史太林支持前者,而托洛茨基主張後者。

港共只是口頭反殖 

托氏的觀點很清楚、很馬列:因為資本國際化了,工人無祖國,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因而是一體的;一國革命之後,如果不一鼓作氣把全球革命力量都喚醒,已經革命那一國之內的無產階級政權必然遭遇連成一線的帝國主義陣營圍堵、干預、侵略,以致無法有效發展經濟,其社會主義革命最終被壓垮(這個說法看來是應驗了)。托氏更認為,「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情緒而已。
毛澤東師承史太林,基本上接受一國社會主義論。不過,毛喜歡所謂理論創新,他說自己既是不斷革命論者,也是革命的階段論者;但是,他說的不斷革命,乃指一國之內而言,即後來推出的的一連串極左政策:工業公有化、農村公社化、大躍進、文革,結果當然大錯特錯,搞得比史太林還糟糕。
對外而言,毛則認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在一國之內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妥協,以打破帝國主義大包圍。於是,他首先爭取與英國友好,做法就是不解放香港,讓英國保留香港殖民地的名義和實質地位。也就是說,毛在1949年以前反殖,解放後不反殖;1949年以後,在理論上、口號裏依然反殖,但實踐上、行為上不反殖;在亞非拉輕度反殖,在自己的國土門口完全不反殖。
受中共中央領導的港共當然一樣:言談裏反殖,行動上不觸動殖民政權利益;不僅不反殖,更和殖民政權妥協、和大資本家妥協,1967年暴動那幾個月是唯一例外(鬥「港英」,而不是鬥「英港」,恐怕是畀面英國、留有餘地做法的不自覺反映)。其後的香港學運也分兩派,「國粹派」愛國不反殖(後者指行為),「社會派」則被指反殖不愛國,甚或是蘇修派來搞破壞的。
這裏,大家不必追究史、托誰對誰錯,也不必追問毛與殖民主義的妥協好不好、「國粹派」還是「社會派」正確,而是要看到這些政治思想與行為的客觀存在及其後果。

港人被迫背棄國家

九七回歸,中共形式上終止了英港殖民政權,實質上繼承了一整套反民主的殖民主義法權,大者如把「行政主導」寫進《基本法》(即讓行政長官主導立法,議會沒有提案權),較次者如在立會加強「功能組別」、保留「廣播條例」的關鍵發牌條文,等等。所有這些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法權,九七之後香港的新政權非常受用,因此不會、不能取消。要注意的是,這個繼承,發生在中國社會變質為黨內既得利益壟斷的社會的同時。

中共在毛時期與殖民主義妥協,尚且可說是為了建設真正的(史太林式)社會主義;然則,在中共全面變質之後,它在香港繼承上述殖民主義法權的唯一目的,只能是為了維持一種剝奪性、壟斷性的類殖民管治。英港殖民時代的「以華制華」,變成今天的「港人治港」——即假少數具特殊身份和關係的港人管治大多數港人;洗腦方式和內容儘管與英港時代不同,所用的管治工具,一整套就是當年英港殖民政權發明的、用過的(大家設想:若香港的主權不是回歸北京而是回歸民主化了的中華民國,則今天這些殖民主義法權有哪一條可以保留呢?)。

如此,試問中共在港推行國教,怎會引導學生、容許老師,深入認識殖民主義在中國特別是在香港的全部歷史過程,包括中共與英帝國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以及其百倍吊詭的現實意義?

尤甚者,中共與英港殖民主義作歷史性妥協之餘,卻經常反過來指責港人思想奴化,回歸前後皆如此;這是不公平的。試想:假若當年中共不與殖民主義妥協,像紀實電影《阿爾及爾之役》中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那樣,領導人民與殖民主義作無妥協鬥爭的話,港人今天的反殖意識肯定不一樣。然則,港人頭腦當中縱有殖民思想充斥,那又是誰之過?從民族利益觀點看,港人好比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外放軍妓一樣,為了國家戰略需要而犧牲貞節,回歸母國之後卻處處受歧視,終於走上 背棄自己國家之路。港人深談殖民主義,不可能避免提出這種討論,這又豈是口頭上對「西奴」大事撻伐者所能容忍?

再者,假若中共不與英帝妥協,1949年即收回香港,則英港殖民主義晚期實施的種種「改革」和「德政」,便根本無從談起,思想「奴化」不可藥救者,大抵只會局限於小部分當年的高等 華人,何來為數眾多的普通港人今天思前朝業績而愈發厭棄「國民」身份、拒絕「國家」認同?站在民族立場,這筆殖民主義賬又該算到誰的頭上?

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國教課程指引不提殖民主義,乃一種忌諱,不僅有深遠歷史原因,更反映中共變質之後成立的特區政府和前殖民政權之間的微妙關係。然則,不提中華民國,又反映什麼呢?歷史上,中華民國與港人關係極深,港人失去此段記憶,主要是近十多年來的事,國教科有此漏洞,恐怕不是偶然。

中共管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絕大多數成員國的政府眼中,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國人當中,起碼在留意國事、能夠接觸各方面資料、資訊的國人當中, 中華民國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對手,爭奪着國人的認同。兩者之間,什麼時候一方比另一方做得好,那一方就得到更多國人的擁戴。例如,大陸六、七十年代搞文革,台灣卻埋頭苦幹拚經濟,聲譽明顯比大陸優勝;七、八十年代大陸改革開放,有些省市眼看有望趕超台灣,海外華人無不寄以厚望,很多因此歸心;不 料,大陸來一個八九六四,國人為之喪膽,台灣卻緊接着反其道而行,全面民主化、自由化,聲望於是又扳回一着。

怕港人比較中台模式

大陸以其人口和經濟規模,無異決定整體中國建設成敗;台灣雖小,卻以其勇於實踐,各方面總是比大陸走先一步,提示着整個中國的發展方向。國人、港人看在眼裏,有所選擇;於是,「一中兩府,各自認同」的想法,近年重新出現。如此,號稱代表全中國、一意壟斷權力的中共,何可忍受中華民國和台灣在國人、港人政治心目中的存在?近日大家看到大陸中央到地方的官媒對釣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施展的各種剪裁手段,就明白國教科為何不提中華民國。

再者,國共內戰結束,打「中華民國」招牌的國民黨是敗方,勝方中共對前者的態度當然談不上尊重;解放以後,大陸在其教育、文藝、宣傳等方面,提及中華民國,觀點每以負面為主,史實方面更有不少刻意歪曲,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軍隊的角色和功勞等,全遭抹殺,「獨夫、民賊蔣介石」是假抗日,等等。

近二三十年來,因為對台工作有需要,在中共的文宣裏,提及中華民國或台灣時的態度,某些方面卻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特別是對台灣的一些高層人物給足好處、極盡恭維, 污點缺點都忽然消失,統統都是愛國的、善良的,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也修復得煥然一新。不過,後者只是共產黨的統戰姿態,在其他方面,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敵視沒有變。中共這種「複語術」,只能用在它的統戰工作上;若是放到香港的課堂裏讓負責任的老師端詳細察,給好奇的中、小學生問幾個為什麼,就有說不出的麻煩;大家免不了要問:「德育」是教學生諒解、接受、學會乃至精通這種「複語術」的嗎?

還有,提中華民國,總不能不講台灣模式,更少不免要和大陸模式做一些比較:為什麼人家經濟發展比你早、今天水平比你高,社會也比你更民主更自由更和諧?要回答這個,也有說不出的麻煩。

由此可見,課程指引的國情部分出現上述兩大紕漏,實非偶然。筆者不知道這是指引編寫委員會「自覺跟黨走」的不自覺決定,還是有關方面干預、打了招呼的結果。

共黨專長增刪歷史

其實,對歷史和事實任意篡改增刪,是史太林以降的共產黨人特長,中共深得箇中三昧,從創黨名單到李旺陽死因,都在篡改增刪之列。這是因為,對共產黨人而言, 目的就是一切,其他都是工具,包括歷史教學在內;既是工具,式樣設計只須符合目的便可。受中共領導的特區政府教育官員也只能如此,有例可援。

讀者記得,在董建華治下,梁錦松推動「教育改革」,竟然取消國史科,大刀闊斧「去中國化」,比陳水扁在台灣搞的還徹底。董、梁二人出名愛國,為何有此一着? 原因很簡單,當時的教改,關鍵部分其實是一個小文革;國史科整科取消了,才可說得上「破舊」,「破」了「舊」,以後才可立「新」。

在當時特區政府眼中,九七前遺留下來的國史科,從哲學思想到課程設計,從編寫教科書的學者到教授歷史科的老師,以至這些老師的老師,都屬於「舊」的那套,通通都在 該「破」之列。「破」了之後,以國教科作為過渡,端正學生和教師的思想,再等到「新」的歷史科教學系統成形、「新」的師資和教材具備,「新」的、改造過的 國史科便正式登場,符合統治階級意志,復出之後在學校教授它因而又是一個「天經地義」。

中國歷史就是那麼長,二十五史就是那麼重重複複,學生厭倦,家長不察,董政府順水推舟,舊的國史科就那樣給革掉了。然而,這就是五十年回歸過渡期中特區政府必須做的要事之一,「五十年不變」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的變。

學生利益不作考慮

首屆特區政府取消了國史科,學生對國史認識更形殘缺,國教科於是上場,「理所當然」地在這方面補足;如此移花接木,現在說成是「不得已」的做法。可是,這樣給孩子飲苦茶醫病,不能不派一點糖果,於是課程指引規定該科不對學生進行考核,和現時通識科乃至其他所有科要個別考核不同。

這當然是一種以退為進。試想,若國教科教學時,充斥如某小冊子那樣的一面倒材料,又要考試的話,則引起的反洗腦情緒一定比最近的還要強烈。於是,「偏頗」的內容逐步引 入,不設考試,而以問卷測試效果,施間接壓力促使學校和教師逐步加碼,教授當局要學校教的那種內容。這是政治手法,不是教育,學生的真正學習利益並不是一 個考慮因素。

當權派把國教科搞得充滿政治涵義,現在成為香港政壇風眼,進而影響即將舉行的立會選舉,倒也合乎邏輯。

國教課程指引內容大處殘缺不全,一些技術層面的設計動機可疑,社會上廣泛出現推倒重來的要求,實在有理,筆者支持。

2012年9月2日 星期日

程翔 - 港深邊境開發的我見

【明報專訊】最近,香港《大公報》一篇關於「邊界特別發展區」的報道(見八月二十一日該報〈港深邊境免簽特區,料五年內上馬發展〉)指出,「邊境發展區已從民間設想進入官方設想」,而「深港一體化」已逐漸進入「活躍期」。報道一出,引起港人很多議論。 

據筆者了解,「邊境特區」(以下簡稱「邊區」)的構想,是梁振英先生念茲在茲的一個重要政策,早在回歸前筆者已經聽說他既向董建華,也向中央政府推銷這個概念。 

回歸後才三年,與他關係密切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就在二○○○年發表了《港深邊境開發區策略研究》的報告。可惜生不逢時,當時由於香港地產市道低迷,這個報告難以引起公眾注意。到了二○一○年,該中心更新資料發表了《香港邊界禁區發展策略研究》,內容基本相同(《大公報》報道所憑據的就是這份報告)。到了今年特首選舉時,梁振英先生的競選政綱〈土地規劃及交通運輸〉篇,正式提出發展邊境禁區的建議,在《規劃長期的土地供應(八年後)》一章中表示﹕「邊境禁區是香港最接近深圳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部分,對促進香港和珠三角的共同發展,具有極大的戰略意義和紐帶作用。應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積極規劃邊境禁區成為經濟發展和保育兼顧、產業多元和別具特色的發展區」。所以由始至終,梁振英先生一直在努力推動「邊境特區」,並稱之為「特區中的特區」(指香港特別行政區中的邊境特區)。這個概念,也是他「港深一體化」藍圖的一部分。 

由於練乙錚先生曾經以「兒皇帝」石敬瑭來比喻梁振英之得大位,所以當《大公報》邊區的報道發表後,即引來關注香港邊境地區是否成為梁振英版的「燕雲十六州」。有人甚至用「賣港割地」一詞來形容此舉。這種說法失諸過激,但反映了香港人對梁振英的極度不信任則很明顯。 


恪守一國兩制強化邊界線 


對於一個梁振英先生孕育了超過十五年的「智力產兒」(brainchild),在他今天執掌政權後有可能推行的情况下,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限於篇幅,筆者謹提兩個觀察。 

第一,邊境特區的構思是明顯向內地一側傾斜,有違一般邊境安排都是互惠雙方的原則。 

由於目前尚未有具體政策,我們僅僅能夠文字來分析。從上述「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兩份報告的文字,再加上該中心的助理總研究主任方舟於八月二十二日發出的新聞稿來看,人們很容易得出上述結論。 

根據二○○○年《港深邊境開發區策略研究》報告摘要的第十九段第一節的建議,香港居民從香港一方可以自由進入(位於香港境內的)邊境特區,但離開特區返回香港境內其他地方時需要憑身分證或護照以證明其為香港居民。相反,內地居民由深圳一方進入(位於香港境內的)邊境特區時,只須憑開發區內任何企業、機關發出的邀請、聘請書,就可進入,而「深港兩地出入境機構均不可設立任何規限和阻礙」。他在進入特區後如果還想繼續進入香港其他地區,才需要補辦「一般正常入境程序」。至於居住和工作,香港居民固然可以不受限制在邊境特區內工作和居住,內地居民只要有區內企業、機關的聘請證明,也可以居住和工作,唯一不同的是內地居民在特區內居住和工作的期限受制於他受聘的期限。 

這一段文字清楚不過地表明,無論從進出、居住、工作這些環節看,邊區的種種特殊政策都是向內地傾斜而不是對稱的。香港將要在境內劃出一條「二線」(估計是將目前的禁區線改為「二線」)。在滿足一定條件下,「二線」以北基本上供內地人自由來往、工作和居住。香港人從「二線」返「屋企」(兩者均在香港境內),反而要檢查證件。這種兩邊居民利益不對稱的原則,使這個安排從一開始就建立在一個政治不穩定的基礎上。 

第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與內地的邊界線是一條什麼性質的邊界線? 

這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和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好好討論過的問題。這究竟是一條簡單的行政管理線,就如廣東廣西之間的省界線?還是區隔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緩衝線? 

如果人們對這條線不從政治高度來尊重、固守它,只是視為行政管理線,就很容易出現如日前深圳方面在未經香港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宣布容許在深圳非戶籍人口可以通過「一簽多行」來港,迫使香港方面要緊急請中央出面協調叫停的被動局面。 

既然中央信誓旦旦要恪守「一國兩制」,要嚴格執行「河水不犯井水」的原則,那麼我們就應該強化這條邊界線而不是淡化它。 


法治地理邊界守護兩制精神軀體 


筆者覺得,「一國兩制」需要兩條邊界線,一條是無形的,不可見的,這是香港的法治,因為兩制之間的不同,到最後落實到什麼是非法什麼是合法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另一條是有形的,可見的,這是香港的邊界線。它之所以重要,在於它提供一個直觀的以及心理的構築物(structure),使人清晰無誤地知道兩制在地理上的區隔。如果說,法治的邊界守護着香港「兩制」的精神,那麼地理的邊界則守護着香港「兩制」的軀體。 

在未見具體政策之前,梁振英邊區的建議,給人一個印像是淡化而不是強化這條有形的邊界線,因為原來起着緩衝作用的邊境禁區,將與深圳聯成一片,而失去應有的緩衝作用。根據梁振英在今年六月十四日接受《南方都市報》的訪問時說﹕ 

這樣,未來在邊境禁區,內地居民只要持有合法身分證明文件,如居民身分證,即可以便利往來禁區,毋須忍受漫長的過關等待。只要進入到禁區之內,內地居民就可購買到香港商品,除購物休閒外,還可享受金融服務,進行貿易洽談和會展商貿活動。梁振英指出,配合禁區免簽措施,未來在禁區與香港其他地區的邊界位置,有必要設立一個二線關,當內地居民進入香港其他地區時,則要通過二線關查驗簽注。 

很明顯,原有的邊界管理——即將來的第一線——將因此而受到削弱。第一線削弱後,第二線就無法強起來。深圳二線最終失敗而撤銷的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012年9月1日 星期六

蔡子強 - 「愛國」變成「害國」

【明報專訊】中日釣島爭議愈演愈烈,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的座駕8月27日在北京遭到中國男子駕駛的兩輛汽車攔截夾擊,有男子更下車,強行拔掉插於大使座駕車頭的日本國旗,還叫囂一番,之後才上回汽車離開。 

假如當日截停大使座駕的人,不是單單搶走那面日本國旗,還把大使從車上拖出來,辱罵甚至拳打腳踢一番,呼喚附近民眾一同動手以雪「國恥」,大家估計中國外交上又會陷入怎樣的一個局面呢? 

這樣我想起中日外交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 


李鴻章赴日本議和


話說甲午戰爭慘敗後,清廷派遣大臣李鴻章赴日本議和。當李鴻章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明治維新名相)的和談陷於膠着之際,一天會談結束後,李乘轎返回旅館途中,卻突遭日本暴徒槍擊。這名暴徒竄到轎前,用左手按轎夫的肩,趁轎夫驚訝停步之際,用右手舉槍向李鴻章槍擊。子彈擊中李的左眼對下位置,嵌入頰骨,讓李血流不止。李手掩傷口,但仍神色自若,徒步進入旅館。 

兇手後來被捕,此人名小山豐太郎,是個無業青年,屬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受到當時國內主戰氣氛所感染,認為除非佔領北京,否則不可輕言言和,斷送進一步擴大戰果的大好機會。小山以為只要殺掉李鴻章,便可中斷和談,幫助到國家。 

本來議和之初,李鴻章提出先停戰的要求,但當時日本正處於上風,伊藤博文早知這是清廷的最熱切期望,因此便好整以暇,擺出你急我不急的姿態,故意提出日軍應佔領天津、大沽、山海關三地,管理天津山海關間之鐵路等苛刻條件來刁難,亦因此讓和談陷於膠着。 

但當李鴻章遇刺後,形勢便迅速逆轉。所謂「兩國交戰,不殺來使」,這是國際外交上的慣例。日本政府讓別國來使受襲,遭國際社會所一致譴責,輿論上陷於劣勢。伊藤更擔心西方列強會乘機插手干涉,抽取油水,掠奪日本到口的肥肉,因而心焦如焚,遂打算先答允對方停戰,但卻遭內閣裏一眾大臣的反對。於是他索性上疏明治天皇: 

「由於此次兇變,帝國不得不立於甚為困難之境地。反之,清國卻因此而得到最好的口實,清使或將立即歸國。而當其向各國哀訴時,各國將向彼表示同情,且難保不轉而以其聯合之壓力抑制我方。果真如此,則帝國之威嚴必將大為喪失……」 

明治天皇遂應允。 

世事就是如此諷刺,一個仇中的日本暴徒,卻反過來挽救了滿清政府。本來當時日軍已可在遼東、山東兩面夾擊北京,李鴻章將被迫簽署城下之盟,嚥下日本人苛刻的條件,但就是一次暴徒向別國來使的襲擊,卻令日本政府空前尷尬,處於外交和輿論上的劣勢,更害怕列強以此為藉口介入。為免橫生枝節,日本便宣布立即停戰,並放棄要求控制山海關至北京天津的要求,雖然日本仍堅持中國需賠款兩億両白銀、放棄朝鮮及割讓遼東及台灣等辛辣條件。

難怪前中國外長唐家璇也說,今次強行拔掉日本大使座駕車頭國旗的行為,不是「愛國」,而是「害國」的行為。 

看了這一些,或許大家終於明白到,什麼是「愛國賊」,他們又怎樣壞了國家大事了。

2012年8月30日 星期四

梁文道 - 那個看過地球的人

原文出處

岩士唐去世的消息傳來,爵士歌手Diana Krall正在洛杉磯獨奏演唱會的露天舞台上頭,她抬頭看了一眼夜空,然後低首在鋼琴的鍵盤上彈出了慢版的〈Fly me to the moon〉。如此輕盈,如此低迴,確實是紀念這位第一個在月球上留下腳印的人類的好方法。

岩士唐踏上月球的那一天,我還在母親的肚子裏面,因此所有關於那一天的故事,於我皆為傳說。據說那天晚上,有無數人推開窗戶,或者走出家門,他們看着天上的月亮,並且深知自此之後,我們注視這顆衞星的眼神將不再一樣。那天有人在家裏開派對,也有孤身上路的騎士急忙停車尋找裝了電視機的旅店。看不到電視的,則守在收音機旁邊,側耳靜聽喇叭傳出一把被雜訊干擾的暗啞聲音:「這是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小時候,我以為說得出這句話的人一定十分驕傲,後來我才知道事實不是這樣。因為岩士唐本來可以把榮耀獻給美國,但他沒有。正如他曾簽署〈外太空協議〉,聲明月球探索屬於全人類,並且只限和平用途,至今仍讓不少美國鷹派悔恨。甚至就連那句名言,他都幾乎是費盡力氣才能掙扎道出。

他知道冷戰是什麼,也知道太空競賽的意義;但他壓抑自己,不願參加太多造勢宣傳,不四處巡迴宣揚國威。他只是堅持:「太空競賽是最有意義的和平競爭,人類的科學探索因此進步」。

他當然是個名人,甚至是整個地球最出名的人;可他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名人」。退役之後,回到家鄉,他教書、經商、做社區服務,從不標榜使自己成名的那個頭銜。他不出自傳,甚至不太願意在人家給他寫的傳記上簽名。他不太接受訪問,不上電視清談節目,不喜歡公開演講,更不會搞什麼棟篤笑。就像《華盛頓郵報》所說的,每個電視台因此都苦於材料不夠,除了那趟登月之旅,你實在找不到太多關於他的畫面。

他從不亂接廣告,故此沒有成為富人。他不為政治人物的競選站台,自然也不參加任何選舉(儘管總是有人叫他去當總統)。

岩士唐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呢?很多人都不曉得他在幾次任務中的冷靜和技藝,不曉得他如何化險為夷,只知道他第一個離開機艙,因此替他的隊友抱不平,覺得他的成名只是運氣。有意思的是,似乎就連他自己也是這麼看。所以他不喜歡人家稱讚他的成就,總是要說整個團隊的功勞。你們都還記得他在月球表面上漫步的模樣嗎?他好像忘了。在紀念「阿波羅11號」計劃三十五週年的活動上面,他只囁嚅了兩分鐘,重點是他搞不清原來整件事已經過了三十五年。

所有訃聞都只能形容這個低調而神秘的英雄「謙遜」。問題在於第一個在月球上留下腳印的人怎麼可能謙遜(他的遺願之一,是讓未來的探月者抹除掉他在四十多年前留下的足跡)?
岩士唐是第一個踏上了月球的人,也是第一個站在月球上回望我們這顆行星的人。站在那裏,他看不到萬里長城,看不到任何讓智人自豪的偉跡;他既看不見四億年前地球上恐龍的主宰,也看不見兩大超級強權的爭霸,更看不見未來文明的末日。在那裏,就在那片叫做「寧靜海」的寂靜荒原上,他聽不到人們的歡呼,聽不到任何出於各種大義之名的嘶吼。一抬頭,他只看見一顆藍色的行星懸浮,淡淡白霧繚繞,靛藍色的大洋太平無聲,如此壯麗,又如此脆弱而嬌美。美得叫人心碎。

2012年8月23日 星期四

陳景祥 - 思釣島,重温《菊花與劍》…… 除非大敗日本

【信報】我對日本從來沒有好感。雖然沒有親身經歷烽火連綿的戰爭歲月,但聽父輩憶述抗戰年代的日子,流離失所、祖產被毀,家族命運從此改寫,像這些活生生的悲劇,在日本侵華八年之中發生數以十萬計,日本人的醜惡血腥形像在腦海中無法抹掉。 

而據母親說,香港淪陷的日子過得非常艱苦,尖沙咀一帶常有不少黑市買賣衣服、食物的「地下經濟」活動,老人和小朋友較易掩飾,常拿着「應市」物資在街上找買家,一旦遇上日本皇軍即要深鞠躬行禮,絕不能馬虎,家母說曾有鄰居老者因行禮未足「恭敬」遭皇軍狠狠踢了幾腳,腰部受重傷加上嚴重營養不良,過了幾天就含恨離世。 

這些慘事和悲劇逐漸走入歷史,離我們愈來愈遠,年輕一代對日本流行文化之嚮往,早就遠遠超過對抗日歷史的興味,在和平時期,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國仇家恨,難道真的要日日講、年年講?沒有理由吧! 

戰後的日本被美國刻意改造,天皇體制雖獲保留,但天皇要走下神壇,不再有任何政治影響力;至於日本的國防軍備則受到嚴格控制,不得往海外派兵,軍方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大降……;經過多年刻意經營,日本人的武士道愛國狂熱已大大降溫,代之而起的,是國民集中精力在經濟生產,專注工藝技術,打造出日本的家電、汽車、影音設備等王國,稱霸世界,國際輿論稱日本為政治侏儒、經濟巨人,而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的,是日本的軟實力──歌星、日劇、動漫、壽司……幾乎打遍天下,重新佂服世界。 

很多人都說,戰後日本已經徹底改變。 

《黑雨》(Black Rain)是其中一部講述日本戰後一代的精采電影,該片在1989年公映,主角是米高德格拉斯,日本演員有高倉健、松田優作;此片主要描述日本大阪黑幫印假美金及進行連串不法勾當,手法凶殘,屬於典型的荷里活黑幫警匪片;然而,《黑雨》還有另一意思,是指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他們沾染了放射性物質的雨而出現身體變異,喻意戰後的日本人和上一代已截然不同。 

跟日本人打交道,大都會覺得他們有禮貌、有教養、素質高,到近十多年接觸年輕一代日人,則深感他們迷失、頹廢和享樂的另一面(近年更有宅男、電車男、乾物女等),很多人都覺得,這樣的一代日本人,還有可能返回二戰前的軍國主義、野心勃勃向外侵略的大日本嗎? 

我有一段長時間也作如是觀,心想,橫看豎看也很難相信戰後一代的日本人尤其年輕一群,會再變成像以前如狼似虎、剽悍凶殘的皇軍。然而,當您讀完《菊花與劍》之後,想法也許又有不同。 

念社會科學的人很少沒讀過《菊花與劍》,此書作者 Ruth Benedict是社會學家,她在二戰近結束之際受美國政府委託,為盟軍是否應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如何管治日本等問題,進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分析;此一任務,既有學術成份,但更重要的是「為政治服務」,美國政府顯然是為了深入而有系統地了解日本文化和民族性而進行這次研究,而作者後來把研究心得成書,順理成章便成為了解日本人必讀的名著。 

《菊花與劍》揭示的日本民族最大特性是雙重性格,包括好戰而祥和、尚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馴服而倔強、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些雙重性格都有悠久的社會、文化和教育淵源,而假如您相信 Ruth Benedict 的研究心得,那麼您每次見到的日本人其實都有深藏而又「真實」的另一面,表現出來時可能令您大吃一驚。 

我的一次實際經驗是九十年代中獲邀訪日本,期間一項安排是跟日本大學生座談,當其時也,大家坐定,日本大學生談他們的學習以及畢業後的志願,但話題很快就觸及歷史問題;在我面前的這位大學生,應該受過西式的教育洗禮,英語流利、國際知識豐富,然而到了談歷史問題,火藥味馬上就來了。這位來自日本名校的大學生說,日本當年侵略亞洲鄰國是逼不得已的,因為日本地方小,沒有足夠資源養活國民,必須四出「找尋生存空間」,而日本政府當年對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跟亞洲各國合作共同發展……。 

我的天,如此說法,跟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有何分別?在這位年少氣盛的日本新一代精英身上,我完全感覺不到他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反思,相反「洗腦教育」令他在思維上仍跟當年軍國主義血脈相連、依依不捨。我在想,在我印象中的日本電車男和乾物女背後,是否也有深藏在他們腦中的另類意識,支配着他們如何看待歷史、看待鄰國以致看待戰爭?《菊花與劍》中剖析日本人的雙重性格,的確可以解釋戰後日本政治和社會已生大變,但為何部分日人對軍國主義歷史仍然不離不棄的詭異現象。 

日本二戰投降的過程十分曲折,廣島吃了第一顆原子彈,死了三十萬人,當時的內閣仍不為所動,主戰派如陸軍大臣阿南、軍令部長官豐田、參謀總長梅津等堅持必須打下去,勝負要到保衛本土戰爆發方見分曉;一拖再拖,結果長崎吃了第二顆原子彈,內閣深知大勢已去,但首相鈴木仍恐不能馴服主戰派,要求奏請天皇召開御前會議裁決,利用他至高無上的權威壓服軍方。 

到了天皇決定投降(按日本當時體制,投降要由內閣決定,日皇只能「表態」,但可發揮重大影響力),內闊不表反對,然而各大臣仍怕軍中主戰派會發動兵變,阻止內閣宣布投降──結果兵變果然發生,主戰的少壯軍人試圖闖入皇宮阻止日皇宣讀終戰詔書的廣播公布。這場兵變最後雖然失敗收場,但也成為了日本投降前戲劇性的一頁,留下了日本權力核心對戰敗不服氣、不甘心的重要紀錄(詳見《文史精華》2005年第7期)。 

很明顯,日本不得不投降,是由於美國的原子彈令日本人傷亡慘重,投降是為了避免生靈塗炭,但在當時的權力精英中間,他們並不認為軍國主義路線失敗,或侵略政策有什麼根本錯誤,情形就如街頭格鬥,輸的一方技不如人,但敗而不服,心裏仍戚戚然「唔順氣」。 

至於中國,在日本眼中從來就不是戰勝國──近世跟中國交戰,日本何曾敗過?戰後日本跟中國在經貿合作上有長足進展,北京推動中日友好不遺餘利率和中國友好,一邊又否認南京大屠殺、竄改侵華史實,堅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對侵華的戰爭罪行,日本政壇顯然有一股強大力量認為他們對中國毋須有任何歉疚。 

中日之間逾一個世紀恩怨的來龍去脈,有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好書——由宗澤亞先生編撰的《清日戰爭》(Sino - Japanese War 1894-1895 , 商務印書館,2011年5月)。清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世首次正式兵戎相見,多年前有內地電影「甲午風雲」( 拍攝於1962年 ) 即記此事,電影結尾致遠艦管帶鄧世昌(1849-1894)勇戰殉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的朽敗真面目暴露無遺。 

《清日戰爭》一書資料翔實豐富,作者宗澤亞先生大量引用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衞省防衞研究所圖書館,以及軍方、民間等史料和文獻,對了解這場扭轉中國國運的大事,及清日雙方在戰爭前後如何謀劃、準備、應對,書中都提供了重要參考材料。 

書中「清國觀形成」一章(頁285-302)最堪細味:「千百年來漢唐文化的傳入,對島國日本的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使日本民族成為敬仰華夏文明的異邦。……日本人對漢文化的忠實情結,延續到十九世紀末葉。終於在一場不期而來的戰爭中,徹底破滅了日本人的夢境。」 

「在島國人的朦朧臆想中,海那邊就是富饒的土地和豐衣足食的『東方天堂』,一睹大陸的金碧輝煌和肥沃土地,成為他們(日本人)長久以來的夢想。……清日戰爭把日本人帶到夢寐的『天堂』,當遠征兵進入清國時,目睹的卻是貧困的社會和無秩序而髒亂的國度,強烈的反差改變了日本人心中對東方大陸的憧憬。對大中華文化固有的讚賞、崇敬心理開始崩潰,隱藏在內心的劣等感,迅速向差別、輕蔑的意識逆轉。一種新型的近代清國觀開始形成,大和民族自身的優越感迅速轉變成時代思潮的主流。」 

清日戰爭一方面令日本人信心大增,另一方面則揭開了後來全面侵華的序幕,書中「戰爭的反省」一章(頁 339-350)有如下一段:「日清戰爭因此成為日本邁入文明國行列的起點……。在日清戰爭中的表現讓歐美國家相信,日本已經成為代表亞洲崛起的文明國。戰爭中日本軍雖然有過野蠻的行為,但是西方社會依然接受維新之國為文明國的一員,而守舊的清國仍屬尚未開化的野蠻國。」 

美國現在重返亞洲,依然拉攏日本為主力抗衡中國,在美國及西方陣營中,上述自「清日戰爭」以來對中國和日本的看法,美歐何曾改變過?只不過時代已變,中國經濟崛起,但在分析中日兩國的「本質分別」然後在選擇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之間,美歐日仍然站在同一陣線,中國則站在另一邊;在這種歷史優越感和現實政治(歐美撐腰)交織的情況下,日本又怎願承認對華戰爭罪行?又怎願在領土問題上跟中國妥協? 

除非再有另一場像當年清日之戰的正面交鋒而中國大獲全勝,令日本人心服口服,否則目前這種「中日暗戰」局面是無法改變的。

2012年8月22日 星期三

盧峯 - 彭定康的忠告都忘記了嗎?

【蘋果日報】一九九六年港督彭定康在告別施政報告中談到對九七年後香港的期望,又提出一系列指標以量度及判斷香港是否一切安好,一國兩制是否運作暢順。這些指標包括一些耳熟能詳的價值例如公務員體系的專業中立,法院可以獨立審理案件,金管局自行管理外滙基金,新聞傳媒保持獨立自由……等。此外,彭定康還提到另一項指標,那就是香港跟廣東省的邊界會否變得模糊不清,香港入境處人員是否仍在有效管理出入境事宜(Is the integrity of Hong Kong/Guangdong border being maintained, including the separate border controls operated by the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彭定康政治經驗豐富,深深明白一國兩制這個新生事物相當脆弱,只有從各方面好好維護才可能成功,才不致潰不成軍;而港粵間清晰、毫不含糊的邊界及邊界管理是極重要的一環,不能等閒視之。一旦邊界模糊化,甚至邊界不成邊界,香港作為跟中國其他地方不同的特別行政區同樣會變得面目模糊,難以分辨。到時候不但中國各部委、省市不再把香港視為特區,國際社會也不可能再對香港另眼相看或有特別對待。

可惜,彭定康的忠告與提醒越來越被忽視,從特區政府到商界到一些智囊組織都不再把粵港邊界當一回事,認為該盡量模糊化、淡化,甚至可以因為某些發展規劃的緣故而取消,令新界東北大片地方包括邊境地區變成內地居民可免簽證、免過關自由出入的地區。近期進行最後階段諮詢的「新界東北發展區」計劃建議開放邊境,並把邊境多條鄉村重建發展為可容納十五萬人居住的新市鎮就令人擔心這是為「深港一體化」鋪路,是刻意要令兩地的邊界模糊化。

最近又有跟特首梁振英關係密切的智囊組織建議進一步把新界東北邊境地區建成「免簽邊境發展區」,在這片二千多公頃的土地上發展服務業、零售業、教育產業、醫療服務業等,讓內地居民可以免簽證自由出入,希望藉此為香港東北邊境地區帶來數以百萬計旅客及消費者,並令深港兩地進一步融合。據該智囊組織負責人透露,免簽特區構思已不再是民間構思,政府方面也在積極考慮。

究竟免簽特區如何免簽,內地居民在這個特區有甚麼權利義務,受甚麼地方的法例管制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我們認為任何令中港邊界模糊化,令中港分界變得不清不楚的計劃都是弊多於利的,都不能輕率拍板定案,以免招來無窮後患。中港兩地居民交往頻繁是事實,引入一些措施方便兩地居民往來也有需要;但是,清晰的邊界及管轄權是一國兩制的基石,是香港保持獨特優點及特色的基礎。當香港有部份地區變成中國發展計劃的一部份,當香港自願放棄對部份地區的出入境管轄權,當香港的自治權要為中國的規劃而退讓時,兩制的分界便會逐步消失,香港各方面的自治權便會逐步淡化,香港的特殊位置及角色便會不斷萎縮。這對整個香港的發展而言不是弊多於利嗎?

同樣重要的是,國際社會之所以願意在出入境、關稅、貿易等方面把香港跟中國區分,讓香港有獨特的位置,關鍵也在於香港跟中國有清楚的邊界,有清晰的出入境管轄權。若果粵港、深港變成一體化,香港變成大深圳或大廣州的一部份,國際社會怎麼可能還對香港有特殊對待呢?

2012年8月16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急民之所急」vs.「我要放假」

【明報專訊】夏日炎炎,很多人都想放假鬆弛一下,但若然人在官場,卻得小心,放假不是沒有代價的,尤其是當社會正遇上困厄,而你又口口聲說「民生無小事」、「急民之所急」的時候。

英倫在暴亂中淌血 首相在意大利歎咖啡

上年,也是這個時候,英國發生近30年來罕見的大騷亂,歷時5天才告平定,事件釀成5死,16名平民、186名警員受傷,2億財物損失,超過2000人被捕,當中近1000人被落案起訴。事發時,首相卡梅倫、多位內閣高官,以至肇事主要現場倫敦的市長約翰遜,均正在國外度假,亦沒有第一時間返國坐鎮,指揮平亂,政府一度只有一名初級內政部次官出面發言,回應記者提問,因而受到輿論廣泛批評,被轟過分鬆懈,政治敏感度不足,甚至是只顧個人快活,不理平民百姓死活。

當時,首相卡梅倫正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區度假,更被拍到與太太在悠閒歎咖啡的相片;而副首相克萊格則陪同夫人返娘家西班牙,順道到法國一行;財政大臣歐思邦則遠赴美國加州,亦被拍到於環球影城大玩機動遊戲機的相片;內政大臣文翠珊則被傳到了瑞士度假。所以事發之際,英國政府領導層幾乎陷於真空狀態,難怪受到批評。

結果卡梅倫、克萊格和文翠珊,均於事發後第3天取消休假趕回倫敦,但首都已因暴亂而落得滿目瘡痍,被評反應太遲。但這時還有一個人仍然後知後覺,要多待一天,即是第4天才取消休假回到倫敦,這個人就是倫敦市長約翰遜。

這位市長駕着旅遊車屋與家人在外地作自駕遊,更一度拒絕縮短假期返國處理危機,因他信任警方的能力云云。他又聲言時常與倫敦的下屬保持聯絡,因此清楚事態發展,但卻在訪問中兩次說錯死者名字,惹人質疑。到他在事發後第5天才落區視察民情,並拿着掃帚走上街協助清理雜物時,便被居民包圍和指罵,場面十分尷尬。

其實,同一段時間,歐洲也因歐債危機導致經濟搖搖欲墜,股市大瀉,多國領袖也因為外出度假而被輿論作出類似批評。例如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到了法國蔚藍海岸度假;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就在家鄉葡萄牙曬太陽;至於德國總理默克爾,則到了阿爾卑斯山遠足兩周,更被質疑她的手機會否因為間中收不到信號而與世隔絕,指揮不了大局。

小布殊的「棺材釘」

政治領袖在危機爆發時,走了去度假,而被輿論批評只顧個人快活,不理民間疾苦,讓政府民望直插谷底,近年最經典的例子,莫如美國前總統小布殊。話說2005年8月,颶風卡特里娜(Katrina)橫掃美國新奧爾良州時,造成重大破壞和傷亡,但起初小布殊政府各要員都掉以輕心,紛紛出外度假,一時間無人領軍,結果被輿論猛烈批評。當時小布殊自己在得州牧場,副總統切尼在懷俄明州牧場,布殊的傳媒主任Nicolle Devenish正於希臘舉行婚禮,而不少布殊的政治顧問都有出席,國務卿賴斯更被發現身在紐約購物。後來小布殊才匆匆亡羊補牢,但已嫌太遲。正如白宮傳播主任Dan Bartlett後來在小布殊政府卸任,接受專訪時指出:「Politically, it was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這個例子說明,對於一位政治領袖來說,一次在不適當時候作的度假,政治上,這可以是一口「棺材釘」。

難怪當奧巴馬在2008年夏天接受民主黨總統提名時,在其演說中便特別提到:「相較那個讓百姓露宿街頭、讓家庭陷於赤貧、眼看一個美國主要城市淹沒於洪水中仍然袖手旁觀的政府,我們將會更富同情心。」明顯是影射小布殊在卡特里娜風災中走去度假的表現。

奧巴馬:Gulf or Golf?

那麼奧巴馬自己又如何呢﹖

2010年4月中至7月中,因為英國石油公司的海上鑽油台發生意外,墨西哥灣出現了嚴重漏油事故「Gulf of Mexico Oil Spill」,這是史上最嚴重的海上漏油事故,造成一場嚴重生態災難。

這一次輪到奧巴馬被批評後知後覺,他更被批評於事故持續的3個月內,曾先後3次出外度假,第一次是事發之後第3天,放假去了打高爾夫球;第二次則是5月,放假回芝加哥看話劇;第三次則是於7月,到了風景優美的度假勝地Marine海島。

結果,這當然惹來了批評,諸如「Gulf or Golf?」;又或者「就讓他在2012年11月(下屆大選)來一次permanent vacation」等。911的英雄、紐約前市長朱利亞尼更以此大肆攻擊這位總統,並說這是危機管理中的一大敗筆,一個政治領袖斷不能在國家陷於危難時自己走了去度假。

民生無小事

但奧巴馬已經算是走運,在同一場漏油危機中,英國石油公司的行政總裁Tony Hayward,更因為在6月中拿了一天假,到了Cowes這個地方觀看自己的帆船「Bob」參加比賽,因而受到千夫所指,說當墨西哥灣的海洋生態正陷於水深火熱時,作為肇事公司的領導,他竟撇下爛攤子走了去風流快活。結果,英國石油公司在7月宣布把他辭退。

上個星期,當數以千計的本港年輕人和義工,不惜登山涉水,不辭勞苦,也要走到本港各大小沙灘,冒着熾烈的陽光和30多度高溫,彎腰屈膝,汗流浹背,也要把灘上如雪片的膠粒一一撿起,以減低這場因颱風而起的膠粒墜海事故所造成的環境大災難時,同一時候,我們那位常常把「民生無小事」、「急民之所急」等說話掛在口邊的特首梁振英,大家估他又去了哪裏﹖

原來梁振英也是到了海灘,但卻不是香港的海灘,更遑論執膠粒,而是到了泰國度假勝地蘇梅島,優哉游哉,享受藍天碧海,水清沙幼,還被人拍到照片,上載上網,再被傳媒刊載。不少市民看到,尤其是那些身水身汗在執膠粒者,都不禁怒火中燒。就如當日卡梅倫在意大利歎咖啡相片被倫敦市民看到時,一樣令人憤慨。

梁振英在競選期間,一直標榜自己熱愛環保,以拉攏環保人士的支持,但這次當環保人士心焦如焚時,梁對膠粒事件的冷漠和後知後覺,讓人懷疑那只是一場形象包裝而已。尤其是,當他離港前,連前朝制定的老人兩元乘車優惠措施出台,他都特地抽一點時間去做一場政治「抽水」show,卻對業已爆發的膠災,不聞不問。

反而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確是「好打得」,馬不停蹄,一方面召開跨部門會議商討災後善後工作,另一方面又到芝麻灣視察魚排受膠粒影響情况。

從中可以看到,所謂「民生無小事」、「急民之所急」等,只不過像是「開誠布公」、「要兼聽」等,用「誠懇的態度、誠懇的眼神、誠懇的語氣」所講的政治「空廢說話」而已。

2012年8月15日 星期三

許煜 - 卡繆被審查掉的宣言

【茶杯雜誌】這次要說的不是書,而是一篇今年三月份在法國「世界報」發表的文章, 我覺得這篇文章比起任何一本書,都對香港當今的情況有相當的啟發性,所以我擱下了原來正在寫的法國作家Michel Houellebecq 的介紹。這篇文章出自作家卡繆(Albert Camus)一九三九年之手,但最終並沒有發表,原因跟今天很多極權國家情況一樣﹕被審查了。當年卡繆是阿爾及利亞小報「共和晚報」(Le Soir R publicain)的主編,文章原本是要在那裡發表的,文章呼籲記者要在緊張的時勢中保持自由意志,不要輕易地成為當局的喉舌。當時法國與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剛開戰不久,很多在法國發表的文章都沒有辦法在阿爾及利亞見報, 而自由、博愛等價值只是在「母國」出現,殖民地始終是殖民地。當今日香港人還在緬懷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其實並不知道究竟殖民地是甚麼。被殖民的人,也永遠都不會成為「人民」。像今天的法國,大家都很避忌「種族」這個詞語,但「黑」終究不是白,連膚色淺一點雖能操流利法語的黎巴嫩人,在背後也被稱為「灰」(les gris)。話說回來,由於兩國開戰,法國國內的反戰聲音都絕跡於殖民地,情況很是惡劣。 

「清醒、拒絕、諷刺、堅持」 

在這篇文章裡,卡繆為新聞工作者提出了四種抗衡阻礙新聞自由的方法,包括「清醒、拒絕、諷刺、堅持」。清醒,說的是要有分析事情的理性,任何謾罵以及散佈絕望情緒的報道,對分析事情毫無幫助,和我們現在每天看到的那些醒目報章標題,截然相反。卡繆並不是要維穩,不是大公和文匯那樣,而是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跟種族無關,但為了滿足部份讀者的胃口,或者為了要吸引群眾的眼球,不惜大肆發表「蝗蟲」之類的言論,不但於事無補,而且會造成更大的矛盾。 

諷刺,則是以似是而非的方法將真相說出來,我想中國大陸的記者大都深明此道,如卡繆所言,通常以說大道理的腔調說出來的,十居其九會被審查掉,但以調侃的方式說出來,起碼有一半機會可以被刊登。可惜的是,卡繆這篇文章當然也是因為「諷刺不足」而被「斃掉」。堅持,說的是要有信念,這也是最難的地方,當我們整天都在討論「香港的意識形態」,其實香港缺乏的正是意識形態。我們要留意的是,自由、民主並不是意識形態,相反自由是基本權利,香港是一個以傾銷為主的商場,無論是地產商還是報章,只要有市場,最重要「快、靚、正」,其他的都沒關係了。你看看報章一時大罵地產霸權,一時又幫地產商聲討抗爭者、非原居民的耕作者,說穿了是「打份工」要生存的「實用理性」,但說到底又何嘗不是「藉口」? 

但我最想要討論的是「拒絕」,卡繆說得很妙﹕「如果他不能說出所有他所想的,那他也可以不說出他不肯定以及不相信的」。如果編輯或者老闆不讓你說出你想說的,那你也可以不說出你不想說的。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當文章刊登之時,可能已經面目全非,但這才更需要反抗,因為那是基本的操守。這一點不單應用於傳媒,而是任何「身不由己」的江湖人士。舉個例說,最近警察用滅火筒式的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很多人都說為香港警察要感到羞恥,說他們已淪為國家的暴力機器;也有很多人為他們辯護,認為他們只是「打好份工」。誠然,要一個警員在執行任務時倒戈相向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也不是沒有可能——前幾天,西班牙的警察及消防員便決定除掉頭盔走到示威者群中。但我們至少可以期望,一名執行任務的警員在按掣的時候可以輕一點,可以將噴頭對準示威者的腳部或者沒有示威者的地方。他可以堅守崗位,但他也可以出錯,這便是一種「拒絕」。而當政府在立法會上公然說:一個強力八倍的噴霧跟一個普通的噴霧沒有分別的時候,那名發言人基本上保持緘默,選擇無言以對。這些都是警察和公務員在自已的職務內可以行使的自由,當你的上司要你說八倍不是一回事時,你大可以拒絕說謊,我相信以香港現階段的情況,無論是振英還是禿鷹,都還沒有可以明目張膽逼人說謊的膽量。如卡繆所說的「這種消極的自由,如果我們知道怎樣處理的話,相對來說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為它能為真正的自由鋪路。」 

坦蕩蕩是一份理性 

我將這篇宣言由法語譯為中文,交由一份報刊在七月尾發表。七十年前的文章,我今天讀來仍然有無比的震撼。卡繆所提倡的自由記者,並不是「私」,而是真正的「公」,也是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所需要的。「公」並不是說個人站在政府或者公共領域做事便為之「公」,「公」說的是一種普遍的理性,但這種理性並非「人是自由」這麽簡單,這也是一個社會培養獨立思考的基石,但如果國民教育只是教你成為一個缺乏獨立思考的「愛國者」,那才是「私」。一九三九年,卡繆的宣言,不但對今天的新聞工作者仍然有很大的意義,對於價值不斷在扭曲,公私領域變得模糊的社會而言,與及對於幾乎每個從事「公共」事業的人來說都有警示作用。孔子說的「君子坦蕩蕩」便是這種「公」的理性,但坦蕩蕩並不是教條式,並不是說父親偷羊,兒子便要立刻報官的那種硬邦邦的理性;相對「公務」、「警隊精神」及「司法獨立」而言,孔子的「坦蕩蕩」更像是康德所說的「讓自己的準則合符普遍的法則而行動」。

2012年8月10日 星期五

陽光時務 - 我所經歷的「洗腦」與「反洗腦」—— 中港兩地青年對談國民教育

原文出處

黎汶洛,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
林朗彥,香港學民思潮發言人
許 驥,作家
張潔平,《陽光時務》執行主編

文字全記錄:

許驥:
從我的個人經歷講起,我從小就覺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我是少先隊的時候,非常非常相信「紅領巾」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染成的,是國旗的一角,是莊嚴的事情。讀中學的時候,我還覺得身邊有什麼不好的行為——看,中國就是有你們這幫人才這樣。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兩千年跨世紀的時候,CCTV是連夜播出,12點不到就開始播國歌,我在家裡和爸爸一起看,朱鎔基、江澤民都出來了,我看到國歌響起的時候,我是站起來的,跨世紀特別感動。我爸不知道怎麼辦,他也跟著我站起來。我以前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大家都能知道了。

大家的思想轉變都是在來了香港,瞭解到以前很多不知道的東西,過去所受的教育是有問題的。我今天還不敢說我輕信什麼東西,因為我經歷過特別相信某些東西,突然被質疑,我會發現我不敢輕信某樣東西。我前幾天和美國朋友在討論,我問他美國有沒有愛國教育,他們也是有愛國教育的,他們有歷史課,美國的愛國教育是通過課本、好萊塢電影來進行。門口碰到個新加坡的朋友,他告訴我新加坡也有(愛國教育),除了歷史以外,每個週末會去上一些國家防衛,其實這是不可缺的一部分。

今天有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學歷史是選修的,但是你卻要必修「國民教育」,這很矛盾荒謬的事情,不僅是愛國,今天很多人說特別愛香港,如果不瞭解香港歷史,那怎麼可能真正愛香港?香港歷史是什麼呢?門口這條眾坊街,有多人知道它的「花名」叫公眾四方街——Public Square Street. 這怎麼來的呢?為什麼會變公眾四方街?——以前那些師爺、工人,他們也是公眾,Square是「四方」嘛,就誤譯為「公眾四方街」。尤其是歷史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真正愛香港。

今天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洗腦,這是不需要討論的話題,當然是洗腦教育!洗腦教育有什麼特點,這不僅是洗腦教育,是套高明的洗腦教育:第一,高明的洗腦教育不會以顛倒事實來洗腦,整盤都是事實,這是有選擇的事實;第二,很多人說這套教育灌輸給我們思想,把我們變成某種人,不對的,你太小看他們了。根據我的經驗,不是想把你變成某種人,他把你變成不會思考的人——在中國就這樣,過去講社會主義你相信、講共產主義你相信、講文革你相信、講大躍進你相信、講改革開放你相信、講發展是第一要素你相信、講「三個代表」你相信、講科學社會你都相信,你看到大陸前年出現的張悟本中醫師,他說每天吃10斤綠豆包治百病,結果綠豆都被搶光了,但香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不會輕易相信事情,不會一種聲音獨攬全中國、全香港。


洗腦教育不是灌輸給你什麽,而是認同某種思維價值。所以,比如說我們現在討論簡體和普通話的問題,要不要來香港,不是純粹的普通話和簡體的問題,而是大陸覺得用普通話方便溝通,在我的家鄉,老百姓恥于說普通話了,家長教小孩子說普通話,將來出入到社會普通話可以容易溝通。但是這背後的價值觀是效率是第一的,美學啊,優雅啊都不需要了,本土的文化特色都不需要,只有方便、效率才是唯一需要的東西,所以接受這套教育,不光光是教育本身,而是背後的思維價值。今天有人說,我採訪的內地學生跟我說,因為誰都不相信這套教育,這才是這套教育最可怕的地方——你不認同這套教育,但是你每天被迫接受這套教育,你慢慢養成對你不喜歡的東西一種隱忍。國民教育是必修的話,香港人會死命的背書,爭取考高分,不斷的隱忍背後就是不會反對社會不公的東西。

張潔平:
其實在中國大陸用我個人的經歷來說,就是12年的教育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中國是個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地大物博的國家——這個數字在學術界有很大爭議的——但我們每個人都不會懷疑,燦爛文明如此燦爛,一直到一百年前這個燦爛被中斷了,外國侵略者進來了,後來受外國的欺辱,在整個過程中有很多人試圖救這個國家,比如蔣介石、孫中山,但是我們受到的共產黨教育裏面,說孫中山太天真、說蔣介石太腐敗了,陳獨秀共產黨的創始人,但最後偏離了他原本理想主義的道路,總之這些人都失敗了,而且他們的失敗是因為他們的錯誤,而他們最大的錯誤是因為他們反對一個最正確的政黨——共產黨。

其實這是在我們教育裏面最大的錯誤,國民黨最大的錯誤就是不停的打壓共產黨,陳獨秀背離了毛澤東這一套思路。大家熟悉的共產黨救苦救難,把整個中國從國民黨的腐敗、從日本侵略者手裡救出來,1949年我們迎來了新中國——大陸非常習慣用「解放」這個詞——從1949年起我們被解放了。這套教育最成功的地方是把「愛國主義教育」和「愛黨教育」完全融合在一起,先塑造了概念,這個國家如此重要,他的燦爛文明,這個國家如此重要,每一個人為這個國家而存在的,大陸小孩都知道一個少年英雄的形象——賴寧,我們被告知他做了什麽事呢:12歲的時候爲了保護國家的財產,是大興安嶺的森林,沖到森林裡救火,犧牲了自己。這個故事多麼非人道就不說了,任何一個國家會用這樣的事例教育小孩?爲了救幾棵樹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受到的教育就是國家利益高於個人。

做這套闡述的目的是,在這個產生的基礎上,把國家和黨派等同起來,只有這個黨是為了這個國的,所以你不愛黨就代表不愛國的,你怎麼能不愛這個黨呢?這個黨把我們從近百年的恥辱裏面拯救出來,帶領我們走向新生活,這個故事是我們過去12年來所受到的最根深蒂固的一個故事,大家上大學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從這個故事裡一點一點醒過來,五千年的燦爛文明是怎麼回事,近百年的恥辱是怎麼回事,我們所培養的對黨不利的人的仇恨是怎麼回事,我們非常費力的一點一點醒過來。像許驥說的,當你醒過來之後,你幾乎不能去相信別人的話,這個黨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建立的唯一基礎就是謊言,再加一個就是仇恨——大陸中學教材裡所選用的魯迅的文章。魯迅先生極高的文學性不容置疑,但問題是,中學選用的文章是突出仇恨的一面,對魯迅而言是「取其短而避其長」,但魯迅真正的好文章是不會被選進來,選的只是宣揚對仇恨的文章。

這個充滿謊言的故事最大的害處,另外一個就是說,告訴你這樣故事之後是根據故事做出個人選擇,整個教育體系裏面最有問題的是他從來沒有教你如何選擇,所有東西都有唯一答案,不僅包括語文、歷史、政治教育,還包括科學、生物、自然等等,唯一標準答案是整個教育的基本邏輯,這很不負責的,不會教你根據真相做出選擇,做成選擇的過程中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選擇之後要為選擇負責任,整個一套東西都是沒有的。他們先告訴你一個建立在謊言上的故事,在教育的過程中告訴你這是唯一的答案,唯一的故事。

即使相對開放的互聯網時代在大陸出了這麼多抗爭事件,爲什麽大多中國民眾說,共產黨管理這麼大的國家非常不容易,要不是共產黨換一黨不一定管得好。每一個人經歷的十多年故事所培養下來的,花一輩子都不一定洗的乾淨的東西。這是我很深的感覺,我個人從大學開始,到了香港,慢慢知道事實,把思想一點點扭過來。

我還想再分享一個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黨講這個故事通過很多方式,語文課、歷史課、政治課這三門課最重要的,大陸把國民教育融入在裏面。還有愛國主義教育課,融化到每次春遊、秋遊,清明節都要被打上愛國主義標籤。我想起小的時候,清明節是組織大家參觀烈士陵園,對烈士紀念碑默哀三分鐘,然後聽老師講這些先烈如何爲了國家、民族利益犧牲自己的生命,每次都要寫周記,在這個過程中培養自己的肅穆感,這是很嚴肅的事情,有人爲了你今天的幸福死了,所以你基本上,作為一個好學生不斷的培養自己的肅穆感,但其實我從來沒有搞清楚他們是什麽烈士,他們是那一場戰爭,哪一個革命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從來沒有分清楚,內戰和抗日戰爭的分別,完全是混為一談的,就像我們記憶裡最清晰的江姐、方志敏這樣的烈士——其實這些人全部是死於內戰,死於黨派之間的爭鬥。真正抗日戰爭里,國軍將士犧牲的人我們沒人記得,這是共產黨非常高明的一點,這是共產黨非常高明的一點,這不是完全的一個謊言,這是局部的真相和更大的謊言。香港的學生和老師反對國民教育的課本,其實很多有大陸網民是有非常強烈的回應的:終於香港人守住了,我們沒辦法抗爭的,香港人幫我們抗爭了。同時,最主要的是表現自己的態度,從一開始告訴大家政治是謊言的,你不可以用謊言去教育一個民族,比如賴寧這樣的故事;不可以試圖教別人道德的時候,你用謊言去教所謂的道德。

黎汶洛:
中國歷史和文化,其實在香港我覺得,中學上的很多中國歷史上的東西是沒有的。我們由中一到中三的文科好多中國的歷史,到中三都變成選修課,中國歷史這些書,都很簡化。我的朋友到現在沒人修中國歷史,大部份人選修例如商科和會計等,我想整個香港的形態,出來的是同一種生活方式,考到大學,現在很多人都想著讀完書後賺很多錢就算了。教育議題和民生議案基本上不理會,因為香港很多人選擇陳雲的理論,因為他們賺不多。

第二件事,如果國民教育推的成功的話,根本應該沒通識教育。因為通識教育教的是批評性思考和獨立思考的東西,基本和國民教育認知背離。我愛一個國家可以從文化認知出發,而香港填鴨式教育,我們就有很多課要背背背。許多爭議性的東西,雖然現在政府所講的國民教育沒有特別考試,但也要進行評估怎麼樣才算達標。所以現在國民教育科和200多頁的魔鬼指引,我覺得很多市民只關注中國模式的教材上面,但實質的問題不單單是國民教材這麼簡單,而是後面200多頁的指引,現在諮詢部加入30多人加入進去,但實質的問題還在這裡——指引還在這裡。

第二件事,學民思潮和其他組織團體怎麼樣告訴香港市民都很辛苦。我們知道前線的老師很支持我們,但學校有發五十三萬推國民教育課,將這筆錢請請更加多的老師。政府的數據是學校已經籌備好國民教育科,但並不是如此。不是很多人反對的嗎?但是數字上面告訴我們,其實國民教育很多家長、學者都非常擔心。我自己覺得國民教育科不需要,但國民教育是需要的,中國文化、歷史一定要多放點進去。

林朗彥:
剛剛說過被洗腦的經驗,我就講反思的經驗。政府的操作上面,洗腦不單單是課程上的,而是你明明產生不中意的情感,但你還會接受,其實政府正在做這些事。我整日說53萬這個操作非常吊詭的。有個爭辯,是有老師講到,53萬的操作不是某個老師或者校長決定的,而是上面有很多層級,包括某個團體、各種校監,整個過程很難做到這件事,因為對這件事,地區老師、家長組織,即使會對整個事情產生很大反應,但仍然會接受,因為不單單是內容洗腦,整個操作方式都洗腦。其實這個洗腦的過程,是政府推廣的。剛剛說沒思考的人,很多方面都在做著這件事,之前看到片子裏面的幼稚園為中國慶祝生日,接著吃蛋糕,其實很多不同方面,洗腦不單單是一個科目,其實香港生活的很多部份(都在洗腦)。

黎汶洛:
我想補充,很多學校有公民教育事務委員會。我的學校做的比較早,相對來講比其他學校要好,每個月或者特別的節日要升國旗,國旗下講話。我的學校比較好,我們經常會講民運人士,甚至劉曉波拿和平獎,發言稿學生自己寫的。但有的學校是老師寫好,讓學生上去讀的。

有一些所謂洗腦團,經常大家都見到,報紙有寫,連我自己參加不少——我經常在當中發問,比如你們知不知道什麽是六四啊,很多人都封口,或者不敢說。我記得有一次是唐英年帶隊的,2000名中學生去北京見劉延東,要站在人民大會堂很長的時間,一見到領導來拍手15分鐘,當中幾位朋友對我說太累,很特別的經驗,其實很合算的,一個禮拜六百元,有吃有喝住酒店不差。我們看到這些洗腦團,甚至拿到支持,推行非教材形式的活動,什麽現代車廠、中國和韓國怎麼配合,看國家經濟發展的東西,甚至路這麼順暢——其實有人幫你開路,如果小學生北上之後,覺得中國也不錯。已經單單爲了經濟發展為目的,背後忽視了很多民生,北京奧運的時候,拆了很多歷史文化,梅蘭芳的故居都拆了,這些算什麽經濟發展呢?講回公民教育,我都要重申說多一點人權教育、普世價值為基礎,而不是單單政權教育。

許驥: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洗腦很早就開始了。我很痛苦的是,小時候新聞聯播前放國歌,現在香港放新聞前都要放國歌。到香港每天都聽國歌,我逃出了國歌的陰影,現在每天都要聽國歌。一開始有唱的,現在是香港市民反對,只有歌曲沒有歌詞。我在微博上很早建議過,我們國歌歌詞很落伍了,「整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和大國崛起完全矛盾的嗎?國歌取消歌詞,歌詞太落伍了——西班牙的國歌就沒有歌詞,很多國家的國歌都是沒有歌詞的,我們應該把它取消掉。

去年我寫了些文章,香港學生要不要瞭解中國呢?我覺得是需要的,但不是通過國民教育,應該送學生到中國去看,我心裡想的不是洗腦團,而是政府出錢,你想去哪裡去哪裡,想看什麽是什麽,這也不奇怪,北歐就是這麼做的。我在杭州的時候,有丹麥的詩人到杭州來,他來一趟所有的錢都是政府出的。北歐的公民和學生像是帳戶一樣,拿這個錢到全世界隨便走和隨便看。香港不是沒有服兵役嗎,香港政府把這個錢拿出來建立一個,像服兵役一樣作為一種規定,一定要出去看,要總結啊,怎麼樣再說。

剛剛說道北京奧運拆遷戶的問題,中國的網絡認為倫敦奧運不如北京奧運的。倫敦奧運的閉幕式上,米子國旗舞臺站著的人都是因為倫敦奧運的拆遷戶,把他們請到現場,倫敦是這樣做,我們把門關起來,整天說國家崛起,但看不看得到其他國家怎麼做的,香港學生能夠看得到外國是怎麼做的,中國有個體在很痛苦的在反洗腦,香港是可以一群人一起做,特別好。

張潔平:
我補充一點,說道國歌,中國大陸不讓出現國歌歌詞當局覺得蠻開心,歌詞很應景——「中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去年發生地方性抗爭的時候,很多群眾唱國歌,這是號召大家起來,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歌曲,可以用另一個方面解釋是非常反動的歌詞。

林朗彥:
剛剛講到反洗腦,反洗腦應該是每個議題上面的。有一次我在尖沙咀派傳單,有很多內地同胞經過,聽到六四,有個同胞說,有一句話我非常震撼的是:「政治不死人不出奇」。

剛剛講到對於效率、經濟至上這種邏輯,其實香港都發生類似的事,將經濟至上的邏輯在每個議題上都有,其實每個議題上面宣揚不要經濟至上這種價值觀已經是反洗腦了。

黎汶洛:
社會上有特別的輿論:反洗腦就只有學民思潮一個團體,沒什麼大戲。我不覺得講的是對的,因為我整日說如果只有我們這些中學生沒什麽作用,你可以說我們是帶出議題的人,但實質運動,甚至全民運動應該是老師、家長,廣大群眾不同年齡層的人站出來反對。教育是很重要的任務,不是政治任務咯,如果國民教育是梁振英班子四大政治任務之一的話,你不可以推了,自己的教育事務搞了這麼多年都做不好,不論在什麽底下有什麽老師,我知道有的東西要炒了,因為不夠資源,其實最基本的問題都沒搞好——國民教育這麼受爭議的,爲什麽不能討論呢?我覺得任何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像推銷一個產品,甚至試推三年,他就告訴你這三年等你意志消磨,我們在推行,就和運動計劃一樣,我們試推一陣啦,很好啊,慢慢再推這樣東西了。道德爭議,價值觀爭議也好,我們要思考香港市民不能做沉默的一群。

許驥:
很多人混淆了政治是什麽,內地的同學跟我說,我們不談政治。這是把政治理解為政黨之間的時務,很狹隘的定義。政治是一群人的遊戲規則,我們發言是什麽順序,這已經是政治了。我們已經搞政治了,我們制定遊戲規則,我們來到香港瞭解很多真相。準確的說,我是被反洗腦,如果我不來香港我覺得我還是以前的那個我,我是有個機會來到了香港,慢慢的覺醒。這種例子是我採訪一個內地的初中生,我問他1989年中國發生了什麽大事嗎?他說不知道,他去「百度一下」——在內地的思維方式里,生活的東西都是可以百度出來的。這是悲哀的地方,他們以為他們什麽都知道,我們在牆外才知道,原來中國的互聯網是全世界最大的局域網。現在中國互聯網和內聯網的分別是,「墻」外面的人還可以把資訊放進去,裏面的人出不來嗎,如果把外面也截掉,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內聯網了,朝鮮就是如此,互相傳的很Happy,但和外界是隔絕的。

一方面呼籲香港學生多往內地去,也呼籲內地學生來香港。不要老是逛海港城,你就呆在酒店花一天時間上Youtube,看各種東西都是特別好的香港之旅。

張潔平:
我有問題想問兩位(黎汶絡和林朗彥),剛剛講到在內地被洗腦的經歷。我說被一個巨大的謊言所欺騙的經歷,但真正在香港發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為香港是言論自由的地方。就算在中國大陸有互聯網的時代也很難一個故事可以壟斷你所有思維。中國是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崛起的地方,香港經濟這麼依賴中國大陸有這麼大的市場,這麼多現實利益可以拿到,我這隻耳朵進,那隻耳朵出,你洗都洗了,我不用反抗你,我心裡知道就行了,我跟你做生意,基於現實的利益這種思維一定不是少數人才有的。我非常想知道你們站起來抗爭洗腦教育,面對這觀點如何反抗,說服他們不能這樣?

黎汶洛:
我們接觸各種市民,多說「洗什麽腦」,你們是不是先被某些人洗腦,不知道我們反對這樣東西。我們說反洗腦運動不是短短這幾日才發生的,曾蔭權政府施政報告上面寫了,已經開始慢慢洗了。當中不少「親中」的學者罵我們,《文匯報》、《大公報》不斷寫文章罵我們。

我們的回應很簡單,我們絕大部份的朋友都愛這個國家,但愛國家的同時想瞭解更多,不是幾個主流媒體講的就是正確的。08年「反高鐵」,有80後的朋友包圍立法會,絕大部份的市民覺得這些人好衝動啊,已經否定了他們的論述。相對我們學民思潮做的運動,這些行動普遍上面都很難帶出指引問題的本身,如果不是有老師拍到中國模式那兩頁,日日放上FB,基本很難將運動在這兩個月推出,「原來國民教育是這樣的」,市民才會思考。至於我們困難的是很難說服廣大市民支持我們,我就說,現在只有老師、中學生,甚至大專生,但是廣大市民覺得沒這麼嚴重,給梁振英推下去,試一下,民意調查也是支持我們,但這條路相對很難走,如果得不到廣大市民的支持。

林朗彥:
直接參與反洗腦的人未必多,堅持傳播的工作咯,這個運動如何堅持,這些很有問題的教材一般民眾不一定接觸得到,做的最多的不止遊行示威咯。

許驥:
我問個問題吧,有人問我:經濟發展是必要的,比如要拆遷,這是經濟發展必須要經歷的,爲什麽年輕人要反對。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現在有人說香港經濟不需要依靠大陸了,爲什麽要反對大陸?

黎汶洛:
我覺得經濟發展國家和香港都很重視,經濟發展是需要,但要平衡。香港是不是要依靠大陸,這我很難評論,但如果經濟影響民生的時候,我覺得必須要站出來出聲,不是說經濟發展可以盲目一切。你拆了很有特色的文化,基本上這不是一個人住的地方,被一兩個人、被一個集團抽空你。

林朗彥:
我的看法是,爲什麽經濟做的不好,香港有很多霸權的問題,整日說地產霸權。香港不會相信經濟大過一切咯,還有很多公益的東西。

許驥:
當時我的回答是,南京不是有一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日本也是也是發展經濟,把人給殺了。我們現在別人拆了我的房子,你和造紀念館的心態是一樣的,留下什麽東西紀念一下,不容許我發聲,我們的抗爭已經沒有用了,還不允許我發聲嗎?太過分了吧,我知道現在所有香港年輕人的抗爭希望它是成功的,現在是罷課了嗎?

黎汶洛:
如果說罷課,不單單是學民思潮,在做民間反對國民教育大聯盟。我們正在準備,和教授、學者、大學生的朋友聯絡。如果我們真的發動罷課,他們會做出什麽措施配合我們。我們要讓政府知道,如果你是真的到這一步的時候,你不能怪我們,罷課不是我們最後一個手段。現在的國民教育是我們的目的。

我有個問題,你覺得自己是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如何看國民教育課,你們同不同意有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人權教育、國民教育的定義都不同,但對國家要負公民責任。

張潔平:
我認同有國情教育,教育的基本功能,是瞭解所地方和時代,時間和空間,在這個基礎上你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你要做個愛國的人還是世界公民,這個選擇是自由的,但前提是你要瞭解他。我自己對國民教育本身沒這麼強烈的反感,我還沒走到國民教育徹底都不行,但完全不能讓政黨壟斷對國民教育的解釋,不能接受的。國情教育是國家的基本元素,你要瞭解歷史、自然、文化底蘊,人的性格等等,這些因素是真正的國情教育。我自己在中國大陸的經歷,這是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祖輩經歷過的,我爲什麽是今天這個樣子,是從哪來的,才知道要去哪兒,國情教育我覺得是重要的,超越這一步之後,你再做選擇,你並不愛這個國家,或者很愛這個國家。龍應台經常講:愛國和愛一個人一樣,不該干涉的自由選擇。

許驥:
我很想說自己是香港人,但我的一口普通話會被香港人提醒,我不是香港人。我要出本書:《二手香港人》。我是在香港的中國人,但一定要強調不是黨的人。我的膚色都決定我是中國人。如張潔平所說,讓個人自己去選擇,你愛中國、愛哪個國、愛世界還是愛地球,愛火星都可以。我很反對強制的愛國主義,英國的文學家Johnson說過:「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愛國主義是某種程度上的亂倫。」中國人只能和中國人結合嗎?試想一下,一個中國女人去日本演AV,你會受不了嗎,中國人只能和中國人?這不是亂倫是什麽,所以愛國主義發展到極端是很可怕的東西。

林朗彥:
我很想知道內地人怎麼看香港的政治意識,對民主的追求?

許驥:
我很早就移居香港,真正長住香港是去年開始。香港最大的變化是兩點,但這兩點有點矛盾,我越來越愛香港了,我最愛讀香港歷史,越讀越有趣,向今年出的《管制香港》,講英國人如何管香港,港督認為被插手太多,港督用辭職來威脅,和現在的特首比很有趣。我本身是很宅的一個人,但我做記者走了很多香港地方,我那天花了一天,從廣東道1號,海港城那邊,走到1299多號,靠近太子。廣東道很長,是香港門牌號最大的一條街,一般人都以為香港是海港城,但一路走過去,走到油麻地、旺角,那些市井的樣子。一條廣東道就像是香港的兩張臉,一種是海港城,一種是市井的樣子。

第二個感受是,香港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好,我問內地學生,覺得民主、自由,香港的教育不是應試教育,而是西方的素質教育。我這一年來香港我寫文章,觀察香港的網絡,香港有它很狹隘的一面,我經常在內地網絡上講香港的好話,被內地的網民罵;在香港的報紙上寫內地好話,寫批評中共的話也會被人罵,上周我收到一封信,許驥你應該去吃屎。香港一個文明社會應該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我真正發現香港還有某種程度的恐懼感。我愛香港確實建立在我覺得香港沒這麼好的基礎上。

張潔平:
這是很真實的感受,真正的愛是建立在真正的瞭解上。你提到大陸人如何看香港的抗爭是嗎?我想其實很簡單,不管這個抗爭呈現在自由行遊客面前,還是網絡上面,首先是非常好奇,坐言起行,從在家裡和網上發發牢騷,到直接變成行動,中間的距離是很多大陸人是無法體驗的。我在家裡罵罵咧咧的罵兩句,但在學校照常上課,到出門打車。這和烈日炎炎,冒著太陽,走到人群中喊口號,是完全不一樣的。很多沒有付出行動的人,是無從體會,這是最重要的過程。香港人的抗爭畫面傳到網上被大陸人看到會給他們一個映射,大陸人來到香港,參與和大陸有關的六四、李旺陽事件遊行,還是和香港本土的國民教育有關的,其實我覺得這種心理體驗是非常有價值的。坐言起行是非常重要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