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0日 星期四

梁文道 - 那個看過地球的人

原文出處

岩士唐去世的消息傳來,爵士歌手Diana Krall正在洛杉磯獨奏演唱會的露天舞台上頭,她抬頭看了一眼夜空,然後低首在鋼琴的鍵盤上彈出了慢版的〈Fly me to the moon〉。如此輕盈,如此低迴,確實是紀念這位第一個在月球上留下腳印的人類的好方法。

岩士唐踏上月球的那一天,我還在母親的肚子裏面,因此所有關於那一天的故事,於我皆為傳說。據說那天晚上,有無數人推開窗戶,或者走出家門,他們看着天上的月亮,並且深知自此之後,我們注視這顆衞星的眼神將不再一樣。那天有人在家裏開派對,也有孤身上路的騎士急忙停車尋找裝了電視機的旅店。看不到電視的,則守在收音機旁邊,側耳靜聽喇叭傳出一把被雜訊干擾的暗啞聲音:「這是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小時候,我以為說得出這句話的人一定十分驕傲,後來我才知道事實不是這樣。因為岩士唐本來可以把榮耀獻給美國,但他沒有。正如他曾簽署〈外太空協議〉,聲明月球探索屬於全人類,並且只限和平用途,至今仍讓不少美國鷹派悔恨。甚至就連那句名言,他都幾乎是費盡力氣才能掙扎道出。

他知道冷戰是什麼,也知道太空競賽的意義;但他壓抑自己,不願參加太多造勢宣傳,不四處巡迴宣揚國威。他只是堅持:「太空競賽是最有意義的和平競爭,人類的科學探索因此進步」。

他當然是個名人,甚至是整個地球最出名的人;可他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名人」。退役之後,回到家鄉,他教書、經商、做社區服務,從不標榜使自己成名的那個頭銜。他不出自傳,甚至不太願意在人家給他寫的傳記上簽名。他不太接受訪問,不上電視清談節目,不喜歡公開演講,更不會搞什麼棟篤笑。就像《華盛頓郵報》所說的,每個電視台因此都苦於材料不夠,除了那趟登月之旅,你實在找不到太多關於他的畫面。

他從不亂接廣告,故此沒有成為富人。他不為政治人物的競選站台,自然也不參加任何選舉(儘管總是有人叫他去當總統)。

岩士唐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物呢?很多人都不曉得他在幾次任務中的冷靜和技藝,不曉得他如何化險為夷,只知道他第一個離開機艙,因此替他的隊友抱不平,覺得他的成名只是運氣。有意思的是,似乎就連他自己也是這麼看。所以他不喜歡人家稱讚他的成就,總是要說整個團隊的功勞。你們都還記得他在月球表面上漫步的模樣嗎?他好像忘了。在紀念「阿波羅11號」計劃三十五週年的活動上面,他只囁嚅了兩分鐘,重點是他搞不清原來整件事已經過了三十五年。

所有訃聞都只能形容這個低調而神秘的英雄「謙遜」。問題在於第一個在月球上留下腳印的人怎麼可能謙遜(他的遺願之一,是讓未來的探月者抹除掉他在四十多年前留下的足跡)?
岩士唐是第一個踏上了月球的人,也是第一個站在月球上回望我們這顆行星的人。站在那裏,他看不到萬里長城,看不到任何讓智人自豪的偉跡;他既看不見四億年前地球上恐龍的主宰,也看不見兩大超級強權的爭霸,更看不見未來文明的末日。在那裏,就在那片叫做「寧靜海」的寂靜荒原上,他聽不到人們的歡呼,聽不到任何出於各種大義之名的嘶吼。一抬頭,他只看見一顆藍色的行星懸浮,淡淡白霧繚繞,靛藍色的大洋太平無聲,如此壯麗,又如此脆弱而嬌美。美得叫人心碎。

2012年8月23日 星期四

陳景祥 - 思釣島,重温《菊花與劍》…… 除非大敗日本

【信報】我對日本從來沒有好感。雖然沒有親身經歷烽火連綿的戰爭歲月,但聽父輩憶述抗戰年代的日子,流離失所、祖產被毀,家族命運從此改寫,像這些活生生的悲劇,在日本侵華八年之中發生數以十萬計,日本人的醜惡血腥形像在腦海中無法抹掉。 

而據母親說,香港淪陷的日子過得非常艱苦,尖沙咀一帶常有不少黑市買賣衣服、食物的「地下經濟」活動,老人和小朋友較易掩飾,常拿着「應市」物資在街上找買家,一旦遇上日本皇軍即要深鞠躬行禮,絕不能馬虎,家母說曾有鄰居老者因行禮未足「恭敬」遭皇軍狠狠踢了幾腳,腰部受重傷加上嚴重營養不良,過了幾天就含恨離世。 

這些慘事和悲劇逐漸走入歷史,離我們愈來愈遠,年輕一代對日本流行文化之嚮往,早就遠遠超過對抗日歷史的興味,在和平時期,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國仇家恨,難道真的要日日講、年年講?沒有理由吧! 

戰後的日本被美國刻意改造,天皇體制雖獲保留,但天皇要走下神壇,不再有任何政治影響力;至於日本的國防軍備則受到嚴格控制,不得往海外派兵,軍方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大降……;經過多年刻意經營,日本人的武士道愛國狂熱已大大降溫,代之而起的,是國民集中精力在經濟生產,專注工藝技術,打造出日本的家電、汽車、影音設備等王國,稱霸世界,國際輿論稱日本為政治侏儒、經濟巨人,而發揮得更淋漓盡致的,是日本的軟實力──歌星、日劇、動漫、壽司……幾乎打遍天下,重新佂服世界。 

很多人都說,戰後日本已經徹底改變。 

《黑雨》(Black Rain)是其中一部講述日本戰後一代的精采電影,該片在1989年公映,主角是米高德格拉斯,日本演員有高倉健、松田優作;此片主要描述日本大阪黑幫印假美金及進行連串不法勾當,手法凶殘,屬於典型的荷里活黑幫警匪片;然而,《黑雨》還有另一意思,是指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他們沾染了放射性物質的雨而出現身體變異,喻意戰後的日本人和上一代已截然不同。 

跟日本人打交道,大都會覺得他們有禮貌、有教養、素質高,到近十多年接觸年輕一代日人,則深感他們迷失、頹廢和享樂的另一面(近年更有宅男、電車男、乾物女等),很多人都覺得,這樣的一代日本人,還有可能返回二戰前的軍國主義、野心勃勃向外侵略的大日本嗎? 

我有一段長時間也作如是觀,心想,橫看豎看也很難相信戰後一代的日本人尤其年輕一群,會再變成像以前如狼似虎、剽悍凶殘的皇軍。然而,當您讀完《菊花與劍》之後,想法也許又有不同。 

念社會科學的人很少沒讀過《菊花與劍》,此書作者 Ruth Benedict是社會學家,她在二戰近結束之際受美國政府委託,為盟軍是否應佔領日本,以及美國應如何管治日本等問題,進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分析;此一任務,既有學術成份,但更重要的是「為政治服務」,美國政府顯然是為了深入而有系統地了解日本文化和民族性而進行這次研究,而作者後來把研究心得成書,順理成章便成為了解日本人必讀的名著。 

《菊花與劍》揭示的日本民族最大特性是雙重性格,包括好戰而祥和、尚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馴服而倔強、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些雙重性格都有悠久的社會、文化和教育淵源,而假如您相信 Ruth Benedict 的研究心得,那麼您每次見到的日本人其實都有深藏而又「真實」的另一面,表現出來時可能令您大吃一驚。 

我的一次實際經驗是九十年代中獲邀訪日本,期間一項安排是跟日本大學生座談,當其時也,大家坐定,日本大學生談他們的學習以及畢業後的志願,但話題很快就觸及歷史問題;在我面前的這位大學生,應該受過西式的教育洗禮,英語流利、國際知識豐富,然而到了談歷史問題,火藥味馬上就來了。這位來自日本名校的大學生說,日本當年侵略亞洲鄰國是逼不得已的,因為日本地方小,沒有足夠資源養活國民,必須四出「找尋生存空間」,而日本政府當年對外擴張的目的,是為了跟亞洲各國合作共同發展……。 

我的天,如此說法,跟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有何分別?在這位年少氣盛的日本新一代精英身上,我完全感覺不到他對日本侵略罪行的反思,相反「洗腦教育」令他在思維上仍跟當年軍國主義血脈相連、依依不捨。我在想,在我印象中的日本電車男和乾物女背後,是否也有深藏在他們腦中的另類意識,支配着他們如何看待歷史、看待鄰國以致看待戰爭?《菊花與劍》中剖析日本人的雙重性格,的確可以解釋戰後日本政治和社會已生大變,但為何部分日人對軍國主義歷史仍然不離不棄的詭異現象。 

日本二戰投降的過程十分曲折,廣島吃了第一顆原子彈,死了三十萬人,當時的內閣仍不為所動,主戰派如陸軍大臣阿南、軍令部長官豐田、參謀總長梅津等堅持必須打下去,勝負要到保衛本土戰爆發方見分曉;一拖再拖,結果長崎吃了第二顆原子彈,內閣深知大勢已去,但首相鈴木仍恐不能馴服主戰派,要求奏請天皇召開御前會議裁決,利用他至高無上的權威壓服軍方。 

到了天皇決定投降(按日本當時體制,投降要由內閣決定,日皇只能「表態」,但可發揮重大影響力),內闊不表反對,然而各大臣仍怕軍中主戰派會發動兵變,阻止內閣宣布投降──結果兵變果然發生,主戰的少壯軍人試圖闖入皇宮阻止日皇宣讀終戰詔書的廣播公布。這場兵變最後雖然失敗收場,但也成為了日本投降前戲劇性的一頁,留下了日本權力核心對戰敗不服氣、不甘心的重要紀錄(詳見《文史精華》2005年第7期)。 

很明顯,日本不得不投降,是由於美國的原子彈令日本人傷亡慘重,投降是為了避免生靈塗炭,但在當時的權力精英中間,他們並不認為軍國主義路線失敗,或侵略政策有什麼根本錯誤,情形就如街頭格鬥,輸的一方技不如人,但敗而不服,心裏仍戚戚然「唔順氣」。 

至於中國,在日本眼中從來就不是戰勝國──近世跟中國交戰,日本何曾敗過?戰後日本跟中國在經貿合作上有長足進展,北京推動中日友好不遺餘利率和中國友好,一邊又否認南京大屠殺、竄改侵華史實,堅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對侵華的戰爭罪行,日本政壇顯然有一股強大力量認為他們對中國毋須有任何歉疚。 

中日之間逾一個世紀恩怨的來龍去脈,有一本極具參考價值的好書——由宗澤亞先生編撰的《清日戰爭》(Sino - Japanese War 1894-1895 , 商務印書館,2011年5月)。清日戰爭即甲午戰爭,是中日近世首次正式兵戎相見,多年前有內地電影「甲午風雲」( 拍攝於1962年 ) 即記此事,電影結尾致遠艦管帶鄧世昌(1849-1894)勇戰殉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的朽敗真面目暴露無遺。 

《清日戰爭》一書資料翔實豐富,作者宗澤亞先生大量引用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衞省防衞研究所圖書館,以及軍方、民間等史料和文獻,對了解這場扭轉中國國運的大事,及清日雙方在戰爭前後如何謀劃、準備、應對,書中都提供了重要參考材料。 

書中「清國觀形成」一章(頁285-302)最堪細味:「千百年來漢唐文化的傳入,對島國日本的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使日本民族成為敬仰華夏文明的異邦。……日本人對漢文化的忠實情結,延續到十九世紀末葉。終於在一場不期而來的戰爭中,徹底破滅了日本人的夢境。」 

「在島國人的朦朧臆想中,海那邊就是富饒的土地和豐衣足食的『東方天堂』,一睹大陸的金碧輝煌和肥沃土地,成為他們(日本人)長久以來的夢想。……清日戰爭把日本人帶到夢寐的『天堂』,當遠征兵進入清國時,目睹的卻是貧困的社會和無秩序而髒亂的國度,強烈的反差改變了日本人心中對東方大陸的憧憬。對大中華文化固有的讚賞、崇敬心理開始崩潰,隱藏在內心的劣等感,迅速向差別、輕蔑的意識逆轉。一種新型的近代清國觀開始形成,大和民族自身的優越感迅速轉變成時代思潮的主流。」 

清日戰爭一方面令日本人信心大增,另一方面則揭開了後來全面侵華的序幕,書中「戰爭的反省」一章(頁 339-350)有如下一段:「日清戰爭因此成為日本邁入文明國行列的起點……。在日清戰爭中的表現讓歐美國家相信,日本已經成為代表亞洲崛起的文明國。戰爭中日本軍雖然有過野蠻的行為,但是西方社會依然接受維新之國為文明國的一員,而守舊的清國仍屬尚未開化的野蠻國。」 

美國現在重返亞洲,依然拉攏日本為主力抗衡中國,在美國及西方陣營中,上述自「清日戰爭」以來對中國和日本的看法,美歐何曾改變過?只不過時代已變,中國經濟崛起,但在分析中日兩國的「本質分別」然後在選擇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之間,美歐日仍然站在同一陣線,中國則站在另一邊;在這種歷史優越感和現實政治(歐美撐腰)交織的情況下,日本又怎願承認對華戰爭罪行?又怎願在領土問題上跟中國妥協? 

除非再有另一場像當年清日之戰的正面交鋒而中國大獲全勝,令日本人心服口服,否則目前這種「中日暗戰」局面是無法改變的。

2012年8月22日 星期三

盧峯 - 彭定康的忠告都忘記了嗎?

【蘋果日報】一九九六年港督彭定康在告別施政報告中談到對九七年後香港的期望,又提出一系列指標以量度及判斷香港是否一切安好,一國兩制是否運作暢順。這些指標包括一些耳熟能詳的價值例如公務員體系的專業中立,法院可以獨立審理案件,金管局自行管理外滙基金,新聞傳媒保持獨立自由……等。此外,彭定康還提到另一項指標,那就是香港跟廣東省的邊界會否變得模糊不清,香港入境處人員是否仍在有效管理出入境事宜(Is the integrity of Hong Kong/Guangdong border being maintained, including the separate border controls operated by the Hong Kong Immigration Department)。

彭定康政治經驗豐富,深深明白一國兩制這個新生事物相當脆弱,只有從各方面好好維護才可能成功,才不致潰不成軍;而港粵間清晰、毫不含糊的邊界及邊界管理是極重要的一環,不能等閒視之。一旦邊界模糊化,甚至邊界不成邊界,香港作為跟中國其他地方不同的特別行政區同樣會變得面目模糊,難以分辨。到時候不但中國各部委、省市不再把香港視為特區,國際社會也不可能再對香港另眼相看或有特別對待。

可惜,彭定康的忠告與提醒越來越被忽視,從特區政府到商界到一些智囊組織都不再把粵港邊界當一回事,認為該盡量模糊化、淡化,甚至可以因為某些發展規劃的緣故而取消,令新界東北大片地方包括邊境地區變成內地居民可免簽證、免過關自由出入的地區。近期進行最後階段諮詢的「新界東北發展區」計劃建議開放邊境,並把邊境多條鄉村重建發展為可容納十五萬人居住的新市鎮就令人擔心這是為「深港一體化」鋪路,是刻意要令兩地的邊界模糊化。

最近又有跟特首梁振英關係密切的智囊組織建議進一步把新界東北邊境地區建成「免簽邊境發展區」,在這片二千多公頃的土地上發展服務業、零售業、教育產業、醫療服務業等,讓內地居民可以免簽證自由出入,希望藉此為香港東北邊境地區帶來數以百萬計旅客及消費者,並令深港兩地進一步融合。據該智囊組織負責人透露,免簽特區構思已不再是民間構思,政府方面也在積極考慮。

究竟免簽特區如何免簽,內地居民在這個特區有甚麼權利義務,受甚麼地方的法例管制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我們認為任何令中港邊界模糊化,令中港分界變得不清不楚的計劃都是弊多於利的,都不能輕率拍板定案,以免招來無窮後患。中港兩地居民交往頻繁是事實,引入一些措施方便兩地居民往來也有需要;但是,清晰的邊界及管轄權是一國兩制的基石,是香港保持獨特優點及特色的基礎。當香港有部份地區變成中國發展計劃的一部份,當香港自願放棄對部份地區的出入境管轄權,當香港的自治權要為中國的規劃而退讓時,兩制的分界便會逐步消失,香港各方面的自治權便會逐步淡化,香港的特殊位置及角色便會不斷萎縮。這對整個香港的發展而言不是弊多於利嗎?

同樣重要的是,國際社會之所以願意在出入境、關稅、貿易等方面把香港跟中國區分,讓香港有獨特的位置,關鍵也在於香港跟中國有清楚的邊界,有清晰的出入境管轄權。若果粵港、深港變成一體化,香港變成大深圳或大廣州的一部份,國際社會怎麼可能還對香港有特殊對待呢?

2012年8月16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急民之所急」vs.「我要放假」

【明報專訊】夏日炎炎,很多人都想放假鬆弛一下,但若然人在官場,卻得小心,放假不是沒有代價的,尤其是當社會正遇上困厄,而你又口口聲說「民生無小事」、「急民之所急」的時候。

英倫在暴亂中淌血 首相在意大利歎咖啡

上年,也是這個時候,英國發生近30年來罕見的大騷亂,歷時5天才告平定,事件釀成5死,16名平民、186名警員受傷,2億財物損失,超過2000人被捕,當中近1000人被落案起訴。事發時,首相卡梅倫、多位內閣高官,以至肇事主要現場倫敦的市長約翰遜,均正在國外度假,亦沒有第一時間返國坐鎮,指揮平亂,政府一度只有一名初級內政部次官出面發言,回應記者提問,因而受到輿論廣泛批評,被轟過分鬆懈,政治敏感度不足,甚至是只顧個人快活,不理平民百姓死活。

當時,首相卡梅倫正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區度假,更被拍到與太太在悠閒歎咖啡的相片;而副首相克萊格則陪同夫人返娘家西班牙,順道到法國一行;財政大臣歐思邦則遠赴美國加州,亦被拍到於環球影城大玩機動遊戲機的相片;內政大臣文翠珊則被傳到了瑞士度假。所以事發之際,英國政府領導層幾乎陷於真空狀態,難怪受到批評。

結果卡梅倫、克萊格和文翠珊,均於事發後第3天取消休假趕回倫敦,但首都已因暴亂而落得滿目瘡痍,被評反應太遲。但這時還有一個人仍然後知後覺,要多待一天,即是第4天才取消休假回到倫敦,這個人就是倫敦市長約翰遜。

這位市長駕着旅遊車屋與家人在外地作自駕遊,更一度拒絕縮短假期返國處理危機,因他信任警方的能力云云。他又聲言時常與倫敦的下屬保持聯絡,因此清楚事態發展,但卻在訪問中兩次說錯死者名字,惹人質疑。到他在事發後第5天才落區視察民情,並拿着掃帚走上街協助清理雜物時,便被居民包圍和指罵,場面十分尷尬。

其實,同一段時間,歐洲也因歐債危機導致經濟搖搖欲墜,股市大瀉,多國領袖也因為外出度假而被輿論作出類似批評。例如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到了法國蔚藍海岸度假;而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就在家鄉葡萄牙曬太陽;至於德國總理默克爾,則到了阿爾卑斯山遠足兩周,更被質疑她的手機會否因為間中收不到信號而與世隔絕,指揮不了大局。

小布殊的「棺材釘」

政治領袖在危機爆發時,走了去度假,而被輿論批評只顧個人快活,不理民間疾苦,讓政府民望直插谷底,近年最經典的例子,莫如美國前總統小布殊。話說2005年8月,颶風卡特里娜(Katrina)橫掃美國新奧爾良州時,造成重大破壞和傷亡,但起初小布殊政府各要員都掉以輕心,紛紛出外度假,一時間無人領軍,結果被輿論猛烈批評。當時小布殊自己在得州牧場,副總統切尼在懷俄明州牧場,布殊的傳媒主任Nicolle Devenish正於希臘舉行婚禮,而不少布殊的政治顧問都有出席,國務卿賴斯更被發現身在紐約購物。後來小布殊才匆匆亡羊補牢,但已嫌太遲。正如白宮傳播主任Dan Bartlett後來在小布殊政府卸任,接受專訪時指出:「Politically, it was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這個例子說明,對於一位政治領袖來說,一次在不適當時候作的度假,政治上,這可以是一口「棺材釘」。

難怪當奧巴馬在2008年夏天接受民主黨總統提名時,在其演說中便特別提到:「相較那個讓百姓露宿街頭、讓家庭陷於赤貧、眼看一個美國主要城市淹沒於洪水中仍然袖手旁觀的政府,我們將會更富同情心。」明顯是影射小布殊在卡特里娜風災中走去度假的表現。

奧巴馬:Gulf or Golf?

那麼奧巴馬自己又如何呢﹖

2010年4月中至7月中,因為英國石油公司的海上鑽油台發生意外,墨西哥灣出現了嚴重漏油事故「Gulf of Mexico Oil Spill」,這是史上最嚴重的海上漏油事故,造成一場嚴重生態災難。

這一次輪到奧巴馬被批評後知後覺,他更被批評於事故持續的3個月內,曾先後3次出外度假,第一次是事發之後第3天,放假去了打高爾夫球;第二次則是5月,放假回芝加哥看話劇;第三次則是於7月,到了風景優美的度假勝地Marine海島。

結果,這當然惹來了批評,諸如「Gulf or Golf?」;又或者「就讓他在2012年11月(下屆大選)來一次permanent vacation」等。911的英雄、紐約前市長朱利亞尼更以此大肆攻擊這位總統,並說這是危機管理中的一大敗筆,一個政治領袖斷不能在國家陷於危難時自己走了去度假。

民生無小事

但奧巴馬已經算是走運,在同一場漏油危機中,英國石油公司的行政總裁Tony Hayward,更因為在6月中拿了一天假,到了Cowes這個地方觀看自己的帆船「Bob」參加比賽,因而受到千夫所指,說當墨西哥灣的海洋生態正陷於水深火熱時,作為肇事公司的領導,他竟撇下爛攤子走了去風流快活。結果,英國石油公司在7月宣布把他辭退。

上個星期,當數以千計的本港年輕人和義工,不惜登山涉水,不辭勞苦,也要走到本港各大小沙灘,冒着熾烈的陽光和30多度高溫,彎腰屈膝,汗流浹背,也要把灘上如雪片的膠粒一一撿起,以減低這場因颱風而起的膠粒墜海事故所造成的環境大災難時,同一時候,我們那位常常把「民生無小事」、「急民之所急」等說話掛在口邊的特首梁振英,大家估他又去了哪裏﹖

原來梁振英也是到了海灘,但卻不是香港的海灘,更遑論執膠粒,而是到了泰國度假勝地蘇梅島,優哉游哉,享受藍天碧海,水清沙幼,還被人拍到照片,上載上網,再被傳媒刊載。不少市民看到,尤其是那些身水身汗在執膠粒者,都不禁怒火中燒。就如當日卡梅倫在意大利歎咖啡相片被倫敦市民看到時,一樣令人憤慨。

梁振英在競選期間,一直標榜自己熱愛環保,以拉攏環保人士的支持,但這次當環保人士心焦如焚時,梁對膠粒事件的冷漠和後知後覺,讓人懷疑那只是一場形象包裝而已。尤其是,當他離港前,連前朝制定的老人兩元乘車優惠措施出台,他都特地抽一點時間去做一場政治「抽水」show,卻對業已爆發的膠災,不聞不問。

反而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確是「好打得」,馬不停蹄,一方面召開跨部門會議商討災後善後工作,另一方面又到芝麻灣視察魚排受膠粒影響情况。

從中可以看到,所謂「民生無小事」、「急民之所急」等,只不過像是「開誠布公」、「要兼聽」等,用「誠懇的態度、誠懇的眼神、誠懇的語氣」所講的政治「空廢說話」而已。

2012年8月15日 星期三

許煜 - 卡繆被審查掉的宣言

【茶杯雜誌】這次要說的不是書,而是一篇今年三月份在法國「世界報」發表的文章, 我覺得這篇文章比起任何一本書,都對香港當今的情況有相當的啟發性,所以我擱下了原來正在寫的法國作家Michel Houellebecq 的介紹。這篇文章出自作家卡繆(Albert Camus)一九三九年之手,但最終並沒有發表,原因跟今天很多極權國家情況一樣﹕被審查了。當年卡繆是阿爾及利亞小報「共和晚報」(Le Soir R publicain)的主編,文章原本是要在那裡發表的,文章呼籲記者要在緊張的時勢中保持自由意志,不要輕易地成為當局的喉舌。當時法國與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剛開戰不久,很多在法國發表的文章都沒有辦法在阿爾及利亞見報, 而自由、博愛等價值只是在「母國」出現,殖民地始終是殖民地。當今日香港人還在緬懷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其實並不知道究竟殖民地是甚麼。被殖民的人,也永遠都不會成為「人民」。像今天的法國,大家都很避忌「種族」這個詞語,但「黑」終究不是白,連膚色淺一點雖能操流利法語的黎巴嫩人,在背後也被稱為「灰」(les gris)。話說回來,由於兩國開戰,法國國內的反戰聲音都絕跡於殖民地,情況很是惡劣。 

「清醒、拒絕、諷刺、堅持」 

在這篇文章裡,卡繆為新聞工作者提出了四種抗衡阻礙新聞自由的方法,包括「清醒、拒絕、諷刺、堅持」。清醒,說的是要有分析事情的理性,任何謾罵以及散佈絕望情緒的報道,對分析事情毫無幫助,和我們現在每天看到的那些醒目報章標題,截然相反。卡繆並不是要維穩,不是大公和文匯那樣,而是有些事情你明明知道跟種族無關,但為了滿足部份讀者的胃口,或者為了要吸引群眾的眼球,不惜大肆發表「蝗蟲」之類的言論,不但於事無補,而且會造成更大的矛盾。 

諷刺,則是以似是而非的方法將真相說出來,我想中國大陸的記者大都深明此道,如卡繆所言,通常以說大道理的腔調說出來的,十居其九會被審查掉,但以調侃的方式說出來,起碼有一半機會可以被刊登。可惜的是,卡繆這篇文章當然也是因為「諷刺不足」而被「斃掉」。堅持,說的是要有信念,這也是最難的地方,當我們整天都在討論「香港的意識形態」,其實香港缺乏的正是意識形態。我們要留意的是,自由、民主並不是意識形態,相反自由是基本權利,香港是一個以傾銷為主的商場,無論是地產商還是報章,只要有市場,最重要「快、靚、正」,其他的都沒關係了。你看看報章一時大罵地產霸權,一時又幫地產商聲討抗爭者、非原居民的耕作者,說穿了是「打份工」要生存的「實用理性」,但說到底又何嘗不是「藉口」? 

但我最想要討論的是「拒絕」,卡繆說得很妙﹕「如果他不能說出所有他所想的,那他也可以不說出他不肯定以及不相信的」。如果編輯或者老闆不讓你說出你想說的,那你也可以不說出你不想說的。當然我們不能排除當文章刊登之時,可能已經面目全非,但這才更需要反抗,因為那是基本的操守。這一點不單應用於傳媒,而是任何「身不由己」的江湖人士。舉個例說,最近警察用滅火筒式的胡椒噴霧對付示威者,很多人都說為香港警察要感到羞恥,說他們已淪為國家的暴力機器;也有很多人為他們辯護,認為他們只是「打好份工」。誠然,要一個警員在執行任務時倒戈相向是不太可能的事,但也不是沒有可能——前幾天,西班牙的警察及消防員便決定除掉頭盔走到示威者群中。但我們至少可以期望,一名執行任務的警員在按掣的時候可以輕一點,可以將噴頭對準示威者的腳部或者沒有示威者的地方。他可以堅守崗位,但他也可以出錯,這便是一種「拒絕」。而當政府在立法會上公然說:一個強力八倍的噴霧跟一個普通的噴霧沒有分別的時候,那名發言人基本上保持緘默,選擇無言以對。這些都是警察和公務員在自已的職務內可以行使的自由,當你的上司要你說八倍不是一回事時,你大可以拒絕說謊,我相信以香港現階段的情況,無論是振英還是禿鷹,都還沒有可以明目張膽逼人說謊的膽量。如卡繆所說的「這種消極的自由,如果我們知道怎樣處理的話,相對來說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為它能為真正的自由鋪路。」 

坦蕩蕩是一份理性 

我將這篇宣言由法語譯為中文,交由一份報刊在七月尾發表。七十年前的文章,我今天讀來仍然有無比的震撼。卡繆所提倡的自由記者,並不是「私」,而是真正的「公」,也是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所需要的。「公」並不是說個人站在政府或者公共領域做事便為之「公」,「公」說的是一種普遍的理性,但這種理性並非「人是自由」這麽簡單,這也是一個社會培養獨立思考的基石,但如果國民教育只是教你成為一個缺乏獨立思考的「愛國者」,那才是「私」。一九三九年,卡繆的宣言,不但對今天的新聞工作者仍然有很大的意義,對於價值不斷在扭曲,公私領域變得模糊的社會而言,與及對於幾乎每個從事「公共」事業的人來說都有警示作用。孔子說的「君子坦蕩蕩」便是這種「公」的理性,但坦蕩蕩並不是教條式,並不是說父親偷羊,兒子便要立刻報官的那種硬邦邦的理性;相對「公務」、「警隊精神」及「司法獨立」而言,孔子的「坦蕩蕩」更像是康德所說的「讓自己的準則合符普遍的法則而行動」。

2012年8月10日 星期五

陽光時務 - 我所經歷的「洗腦」與「反洗腦」—— 中港兩地青年對談國民教育

原文出處

黎汶洛,香港學民思潮召集人
林朗彥,香港學民思潮發言人
許 驥,作家
張潔平,《陽光時務》執行主編

文字全記錄:

許驥:
從我的個人經歷講起,我從小就覺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我是少先隊的時候,非常非常相信「紅領巾」是革命烈士的鮮血染成的,是國旗的一角,是莊嚴的事情。讀中學的時候,我還覺得身邊有什麼不好的行為——看,中國就是有你們這幫人才這樣。

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兩千年跨世紀的時候,CCTV是連夜播出,12點不到就開始播國歌,我在家裡和爸爸一起看,朱鎔基、江澤民都出來了,我看到國歌響起的時候,我是站起來的,跨世紀特別感動。我爸不知道怎麼辦,他也跟著我站起來。我以前是一個什麽樣的人,大家都能知道了。

大家的思想轉變都是在來了香港,瞭解到以前很多不知道的東西,過去所受的教育是有問題的。我今天還不敢說我輕信什麼東西,因為我經歷過特別相信某些東西,突然被質疑,我會發現我不敢輕信某樣東西。我前幾天和美國朋友在討論,我問他美國有沒有愛國教育,他們也是有愛國教育的,他們有歷史課,美國的愛國教育是通過課本、好萊塢電影來進行。門口碰到個新加坡的朋友,他告訴我新加坡也有(愛國教育),除了歷史以外,每個週末會去上一些國家防衛,其實這是不可缺的一部分。

今天有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學歷史是選修的,但是你卻要必修「國民教育」,這很矛盾荒謬的事情,不僅是愛國,今天很多人說特別愛香港,如果不瞭解香港歷史,那怎麼可能真正愛香港?香港歷史是什麼呢?門口這條眾坊街,有多人知道它的「花名」叫公眾四方街——Public Square Street. 這怎麼來的呢?為什麼會變公眾四方街?——以前那些師爺、工人,他們也是公眾,Square是「四方」嘛,就誤譯為「公眾四方街」。尤其是歷史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真正愛香港。

今天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洗腦,這是不需要討論的話題,當然是洗腦教育!洗腦教育有什麼特點,這不僅是洗腦教育,是套高明的洗腦教育:第一,高明的洗腦教育不會以顛倒事實來洗腦,整盤都是事實,這是有選擇的事實;第二,很多人說這套教育灌輸給我們思想,把我們變成某種人,不對的,你太小看他們了。根據我的經驗,不是想把你變成某種人,他把你變成不會思考的人——在中國就這樣,過去講社會主義你相信、講共產主義你相信、講文革你相信、講大躍進你相信、講改革開放你相信、講發展是第一要素你相信、講「三個代表」你相信、講科學社會你都相信,你看到大陸前年出現的張悟本中醫師,他說每天吃10斤綠豆包治百病,結果綠豆都被搶光了,但香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不會輕易相信事情,不會一種聲音獨攬全中國、全香港。


洗腦教育不是灌輸給你什麽,而是認同某種思維價值。所以,比如說我們現在討論簡體和普通話的問題,要不要來香港,不是純粹的普通話和簡體的問題,而是大陸覺得用普通話方便溝通,在我的家鄉,老百姓恥于說普通話了,家長教小孩子說普通話,將來出入到社會普通話可以容易溝通。但是這背後的價值觀是效率是第一的,美學啊,優雅啊都不需要了,本土的文化特色都不需要,只有方便、效率才是唯一需要的東西,所以接受這套教育,不光光是教育本身,而是背後的思維價值。今天有人說,我採訪的內地學生跟我說,因為誰都不相信這套教育,這才是這套教育最可怕的地方——你不認同這套教育,但是你每天被迫接受這套教育,你慢慢養成對你不喜歡的東西一種隱忍。國民教育是必修的話,香港人會死命的背書,爭取考高分,不斷的隱忍背後就是不會反對社會不公的東西。

張潔平:
其實在中國大陸用我個人的經歷來說,就是12年的教育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中國是個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地大物博的國家——這個數字在學術界有很大爭議的——但我們每個人都不會懷疑,燦爛文明如此燦爛,一直到一百年前這個燦爛被中斷了,外國侵略者進來了,後來受外國的欺辱,在整個過程中有很多人試圖救這個國家,比如蔣介石、孫中山,但是我們受到的共產黨教育裏面,說孫中山太天真、說蔣介石太腐敗了,陳獨秀共產黨的創始人,但最後偏離了他原本理想主義的道路,總之這些人都失敗了,而且他們的失敗是因為他們的錯誤,而他們最大的錯誤是因為他們反對一個最正確的政黨——共產黨。

其實這是在我們教育裏面最大的錯誤,國民黨最大的錯誤就是不停的打壓共產黨,陳獨秀背離了毛澤東這一套思路。大家熟悉的共產黨救苦救難,把整個中國從國民黨的腐敗、從日本侵略者手裡救出來,1949年我們迎來了新中國——大陸非常習慣用「解放」這個詞——從1949年起我們被解放了。這套教育最成功的地方是把「愛國主義教育」和「愛黨教育」完全融合在一起,先塑造了概念,這個國家如此重要,他的燦爛文明,這個國家如此重要,每一個人為這個國家而存在的,大陸小孩都知道一個少年英雄的形象——賴寧,我們被告知他做了什麽事呢:12歲的時候爲了保護國家的財產,是大興安嶺的森林,沖到森林裡救火,犧牲了自己。這個故事多麼非人道就不說了,任何一個國家會用這樣的事例教育小孩?爲了救幾棵樹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們受到的教育就是國家利益高於個人。

做這套闡述的目的是,在這個產生的基礎上,把國家和黨派等同起來,只有這個黨是為了這個國的,所以你不愛黨就代表不愛國的,你怎麼能不愛這個黨呢?這個黨把我們從近百年的恥辱裏面拯救出來,帶領我們走向新生活,這個故事是我們過去12年來所受到的最根深蒂固的一個故事,大家上大學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從這個故事裡一點一點醒過來,五千年的燦爛文明是怎麼回事,近百年的恥辱是怎麼回事,我們所培養的對黨不利的人的仇恨是怎麼回事,我們非常費力的一點一點醒過來。像許驥說的,當你醒過來之後,你幾乎不能去相信別人的話,這個黨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建立的唯一基礎就是謊言,再加一個就是仇恨——大陸中學教材裡所選用的魯迅的文章。魯迅先生極高的文學性不容置疑,但問題是,中學選用的文章是突出仇恨的一面,對魯迅而言是「取其短而避其長」,但魯迅真正的好文章是不會被選進來,選的只是宣揚對仇恨的文章。

這個充滿謊言的故事最大的害處,另外一個就是說,告訴你這樣故事之後是根據故事做出個人選擇,整個教育體系裏面最有問題的是他從來沒有教你如何選擇,所有東西都有唯一答案,不僅包括語文、歷史、政治教育,還包括科學、生物、自然等等,唯一標準答案是整個教育的基本邏輯,這很不負責的,不會教你根據真相做出選擇,做成選擇的過程中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選擇之後要為選擇負責任,整個一套東西都是沒有的。他們先告訴你一個建立在謊言上的故事,在教育的過程中告訴你這是唯一的答案,唯一的故事。

即使相對開放的互聯網時代在大陸出了這麼多抗爭事件,爲什麽大多中國民眾說,共產黨管理這麼大的國家非常不容易,要不是共產黨換一黨不一定管得好。每一個人經歷的十多年故事所培養下來的,花一輩子都不一定洗的乾淨的東西。這是我很深的感覺,我個人從大學開始,到了香港,慢慢知道事實,把思想一點點扭過來。

我還想再分享一個故事,印象最深刻的是,黨講這個故事通過很多方式,語文課、歷史課、政治課這三門課最重要的,大陸把國民教育融入在裏面。還有愛國主義教育課,融化到每次春遊、秋遊,清明節都要被打上愛國主義標籤。我想起小的時候,清明節是組織大家參觀烈士陵園,對烈士紀念碑默哀三分鐘,然後聽老師講這些先烈如何爲了國家、民族利益犧牲自己的生命,每次都要寫周記,在這個過程中培養自己的肅穆感,這是很嚴肅的事情,有人爲了你今天的幸福死了,所以你基本上,作為一個好學生不斷的培養自己的肅穆感,但其實我從來沒有搞清楚他們是什麽烈士,他們是那一場戰爭,哪一個革命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從來沒有分清楚,內戰和抗日戰爭的分別,完全是混為一談的,就像我們記憶裡最清晰的江姐、方志敏這樣的烈士——其實這些人全部是死於內戰,死於黨派之間的爭鬥。真正抗日戰爭里,國軍將士犧牲的人我們沒人記得,這是共產黨非常高明的一點,這是共產黨非常高明的一點,這不是完全的一個謊言,這是局部的真相和更大的謊言。香港的學生和老師反對國民教育的課本,其實很多有大陸網民是有非常強烈的回應的:終於香港人守住了,我們沒辦法抗爭的,香港人幫我們抗爭了。同時,最主要的是表現自己的態度,從一開始告訴大家政治是謊言的,你不可以用謊言去教育一個民族,比如賴寧這樣的故事;不可以試圖教別人道德的時候,你用謊言去教所謂的道德。

黎汶洛:
中國歷史和文化,其實在香港我覺得,中學上的很多中國歷史上的東西是沒有的。我們由中一到中三的文科好多中國的歷史,到中三都變成選修課,中國歷史這些書,都很簡化。我的朋友到現在沒人修中國歷史,大部份人選修例如商科和會計等,我想整個香港的形態,出來的是同一種生活方式,考到大學,現在很多人都想著讀完書後賺很多錢就算了。教育議題和民生議案基本上不理會,因為香港很多人選擇陳雲的理論,因為他們賺不多。

第二件事,如果國民教育推的成功的話,根本應該沒通識教育。因為通識教育教的是批評性思考和獨立思考的東西,基本和國民教育認知背離。我愛一個國家可以從文化認知出發,而香港填鴨式教育,我們就有很多課要背背背。許多爭議性的東西,雖然現在政府所講的國民教育沒有特別考試,但也要進行評估怎麼樣才算達標。所以現在國民教育科和200多頁的魔鬼指引,我覺得很多市民只關注中國模式的教材上面,但實質的問題不單單是國民教材這麼簡單,而是後面200多頁的指引,現在諮詢部加入30多人加入進去,但實質的問題還在這裡——指引還在這裡。

第二件事,學民思潮和其他組織團體怎麼樣告訴香港市民都很辛苦。我們知道前線的老師很支持我們,但學校有發五十三萬推國民教育課,將這筆錢請請更加多的老師。政府的數據是學校已經籌備好國民教育科,但並不是如此。不是很多人反對的嗎?但是數字上面告訴我們,其實國民教育很多家長、學者都非常擔心。我自己覺得國民教育科不需要,但國民教育是需要的,中國文化、歷史一定要多放點進去。

林朗彥:
剛剛說過被洗腦的經驗,我就講反思的經驗。政府的操作上面,洗腦不單單是課程上的,而是你明明產生不中意的情感,但你還會接受,其實政府正在做這些事。我整日說53萬這個操作非常吊詭的。有個爭辯,是有老師講到,53萬的操作不是某個老師或者校長決定的,而是上面有很多層級,包括某個團體、各種校監,整個過程很難做到這件事,因為對這件事,地區老師、家長組織,即使會對整個事情產生很大反應,但仍然會接受,因為不單單是內容洗腦,整個操作方式都洗腦。其實這個洗腦的過程,是政府推廣的。剛剛說沒思考的人,很多方面都在做著這件事,之前看到片子裏面的幼稚園為中國慶祝生日,接著吃蛋糕,其實很多不同方面,洗腦不單單是一個科目,其實香港生活的很多部份(都在洗腦)。

黎汶洛:
我想補充,很多學校有公民教育事務委員會。我的學校做的比較早,相對來講比其他學校要好,每個月或者特別的節日要升國旗,國旗下講話。我的學校比較好,我們經常會講民運人士,甚至劉曉波拿和平獎,發言稿學生自己寫的。但有的學校是老師寫好,讓學生上去讀的。

有一些所謂洗腦團,經常大家都見到,報紙有寫,連我自己參加不少——我經常在當中發問,比如你們知不知道什麽是六四啊,很多人都封口,或者不敢說。我記得有一次是唐英年帶隊的,2000名中學生去北京見劉延東,要站在人民大會堂很長的時間,一見到領導來拍手15分鐘,當中幾位朋友對我說太累,很特別的經驗,其實很合算的,一個禮拜六百元,有吃有喝住酒店不差。我們看到這些洗腦團,甚至拿到支持,推行非教材形式的活動,什麽現代車廠、中國和韓國怎麼配合,看國家經濟發展的東西,甚至路這麼順暢——其實有人幫你開路,如果小學生北上之後,覺得中國也不錯。已經單單爲了經濟發展為目的,背後忽視了很多民生,北京奧運的時候,拆了很多歷史文化,梅蘭芳的故居都拆了,這些算什麽經濟發展呢?講回公民教育,我都要重申說多一點人權教育、普世價值為基礎,而不是單單政權教育。

許驥: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洗腦很早就開始了。我很痛苦的是,小時候新聞聯播前放國歌,現在香港放新聞前都要放國歌。到香港每天都聽國歌,我逃出了國歌的陰影,現在每天都要聽國歌。一開始有唱的,現在是香港市民反對,只有歌曲沒有歌詞。我在微博上很早建議過,我們國歌歌詞很落伍了,「整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和大國崛起完全矛盾的嗎?國歌取消歌詞,歌詞太落伍了——西班牙的國歌就沒有歌詞,很多國家的國歌都是沒有歌詞的,我們應該把它取消掉。

去年我寫了些文章,香港學生要不要瞭解中國呢?我覺得是需要的,但不是通過國民教育,應該送學生到中國去看,我心裡想的不是洗腦團,而是政府出錢,你想去哪裡去哪裡,想看什麽是什麽,這也不奇怪,北歐就是這麼做的。我在杭州的時候,有丹麥的詩人到杭州來,他來一趟所有的錢都是政府出的。北歐的公民和學生像是帳戶一樣,拿這個錢到全世界隨便走和隨便看。香港不是沒有服兵役嗎,香港政府把這個錢拿出來建立一個,像服兵役一樣作為一種規定,一定要出去看,要總結啊,怎麼樣再說。

剛剛說道北京奧運拆遷戶的問題,中國的網絡認為倫敦奧運不如北京奧運的。倫敦奧運的閉幕式上,米子國旗舞臺站著的人都是因為倫敦奧運的拆遷戶,把他們請到現場,倫敦是這樣做,我們把門關起來,整天說國家崛起,但看不看得到其他國家怎麼做的,香港學生能夠看得到外國是怎麼做的,中國有個體在很痛苦的在反洗腦,香港是可以一群人一起做,特別好。

張潔平:
我補充一點,說道國歌,中國大陸不讓出現國歌歌詞當局覺得蠻開心,歌詞很應景——「中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去年發生地方性抗爭的時候,很多群眾唱國歌,這是號召大家起來,用暴力推翻政府的歌曲,可以用另一個方面解釋是非常反動的歌詞。

林朗彥:
剛剛講到反洗腦,反洗腦應該是每個議題上面的。有一次我在尖沙咀派傳單,有很多內地同胞經過,聽到六四,有個同胞說,有一句話我非常震撼的是:「政治不死人不出奇」。

剛剛講到對於效率、經濟至上這種邏輯,其實香港都發生類似的事,將經濟至上的邏輯在每個議題上都有,其實每個議題上面宣揚不要經濟至上這種價值觀已經是反洗腦了。

黎汶洛:
社會上有特別的輿論:反洗腦就只有學民思潮一個團體,沒什麼大戲。我不覺得講的是對的,因為我整日說如果只有我們這些中學生沒什麽作用,你可以說我們是帶出議題的人,但實質運動,甚至全民運動應該是老師、家長,廣大群眾不同年齡層的人站出來反對。教育是很重要的任務,不是政治任務咯,如果國民教育是梁振英班子四大政治任務之一的話,你不可以推了,自己的教育事務搞了這麼多年都做不好,不論在什麽底下有什麽老師,我知道有的東西要炒了,因為不夠資源,其實最基本的問題都沒搞好——國民教育這麼受爭議的,爲什麽不能討論呢?我覺得任何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像推銷一個產品,甚至試推三年,他就告訴你這三年等你意志消磨,我們在推行,就和運動計劃一樣,我們試推一陣啦,很好啊,慢慢再推這樣東西了。道德爭議,價值觀爭議也好,我們要思考香港市民不能做沉默的一群。

許驥:
很多人混淆了政治是什麽,內地的同學跟我說,我們不談政治。這是把政治理解為政黨之間的時務,很狹隘的定義。政治是一群人的遊戲規則,我們發言是什麽順序,這已經是政治了。我們已經搞政治了,我們制定遊戲規則,我們來到香港瞭解很多真相。準確的說,我是被反洗腦,如果我不來香港我覺得我還是以前的那個我,我是有個機會來到了香港,慢慢的覺醒。這種例子是我採訪一個內地的初中生,我問他1989年中國發生了什麽大事嗎?他說不知道,他去「百度一下」——在內地的思維方式里,生活的東西都是可以百度出來的。這是悲哀的地方,他們以為他們什麽都知道,我們在牆外才知道,原來中國的互聯網是全世界最大的局域網。現在中國互聯網和內聯網的分別是,「墻」外面的人還可以把資訊放進去,裏面的人出不來嗎,如果把外面也截掉,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內聯網了,朝鮮就是如此,互相傳的很Happy,但和外界是隔絕的。

一方面呼籲香港學生多往內地去,也呼籲內地學生來香港。不要老是逛海港城,你就呆在酒店花一天時間上Youtube,看各種東西都是特別好的香港之旅。

張潔平:
我有問題想問兩位(黎汶絡和林朗彥),剛剛講到在內地被洗腦的經歷。我說被一個巨大的謊言所欺騙的經歷,但真正在香港發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為香港是言論自由的地方。就算在中國大陸有互聯網的時代也很難一個故事可以壟斷你所有思維。中國是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崛起的地方,香港經濟這麼依賴中國大陸有這麼大的市場,這麼多現實利益可以拿到,我這隻耳朵進,那隻耳朵出,你洗都洗了,我不用反抗你,我心裡知道就行了,我跟你做生意,基於現實的利益這種思維一定不是少數人才有的。我非常想知道你們站起來抗爭洗腦教育,面對這觀點如何反抗,說服他們不能這樣?

黎汶洛:
我們接觸各種市民,多說「洗什麽腦」,你們是不是先被某些人洗腦,不知道我們反對這樣東西。我們說反洗腦運動不是短短這幾日才發生的,曾蔭權政府施政報告上面寫了,已經開始慢慢洗了。當中不少「親中」的學者罵我們,《文匯報》、《大公報》不斷寫文章罵我們。

我們的回應很簡單,我們絕大部份的朋友都愛這個國家,但愛國家的同時想瞭解更多,不是幾個主流媒體講的就是正確的。08年「反高鐵」,有80後的朋友包圍立法會,絕大部份的市民覺得這些人好衝動啊,已經否定了他們的論述。相對我們學民思潮做的運動,這些行動普遍上面都很難帶出指引問題的本身,如果不是有老師拍到中國模式那兩頁,日日放上FB,基本很難將運動在這兩個月推出,「原來國民教育是這樣的」,市民才會思考。至於我們困難的是很難說服廣大市民支持我們,我就說,現在只有老師、中學生,甚至大專生,但是廣大市民覺得沒這麼嚴重,給梁振英推下去,試一下,民意調查也是支持我們,但這條路相對很難走,如果得不到廣大市民的支持。

林朗彥:
直接參與反洗腦的人未必多,堅持傳播的工作咯,這個運動如何堅持,這些很有問題的教材一般民眾不一定接觸得到,做的最多的不止遊行示威咯。

許驥:
我問個問題吧,有人問我:經濟發展是必要的,比如要拆遷,這是經濟發展必須要經歷的,爲什麽年輕人要反對。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現在有人說香港經濟不需要依靠大陸了,爲什麽要反對大陸?

黎汶洛:
我覺得經濟發展國家和香港都很重視,經濟發展是需要,但要平衡。香港是不是要依靠大陸,這我很難評論,但如果經濟影響民生的時候,我覺得必須要站出來出聲,不是說經濟發展可以盲目一切。你拆了很有特色的文化,基本上這不是一個人住的地方,被一兩個人、被一個集團抽空你。

林朗彥:
我的看法是,爲什麽經濟做的不好,香港有很多霸權的問題,整日說地產霸權。香港不會相信經濟大過一切咯,還有很多公益的東西。

許驥:
當時我的回答是,南京不是有一個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日本也是也是發展經濟,把人給殺了。我們現在別人拆了我的房子,你和造紀念館的心態是一樣的,留下什麽東西紀念一下,不容許我發聲,我們的抗爭已經沒有用了,還不允許我發聲嗎?太過分了吧,我知道現在所有香港年輕人的抗爭希望它是成功的,現在是罷課了嗎?

黎汶洛:
如果說罷課,不單單是學民思潮,在做民間反對國民教育大聯盟。我們正在準備,和教授、學者、大學生的朋友聯絡。如果我們真的發動罷課,他們會做出什麽措施配合我們。我們要讓政府知道,如果你是真的到這一步的時候,你不能怪我們,罷課不是我們最後一個手段。現在的國民教育是我們的目的。

我有個問題,你覺得自己是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如何看國民教育課,你們同不同意有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人權教育、國民教育的定義都不同,但對國家要負公民責任。

張潔平:
我認同有國情教育,教育的基本功能,是瞭解所地方和時代,時間和空間,在這個基礎上你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你要做個愛國的人還是世界公民,這個選擇是自由的,但前提是你要瞭解他。我自己對國民教育本身沒這麼強烈的反感,我還沒走到國民教育徹底都不行,但完全不能讓政黨壟斷對國民教育的解釋,不能接受的。國情教育是國家的基本元素,你要瞭解歷史、自然、文化底蘊,人的性格等等,這些因素是真正的國情教育。我自己在中國大陸的經歷,這是我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祖輩經歷過的,我爲什麽是今天這個樣子,是從哪來的,才知道要去哪兒,國情教育我覺得是重要的,超越這一步之後,你再做選擇,你並不愛這個國家,或者很愛這個國家。龍應台經常講:愛國和愛一個人一樣,不該干涉的自由選擇。

許驥:
我很想說自己是香港人,但我的一口普通話會被香港人提醒,我不是香港人。我要出本書:《二手香港人》。我是在香港的中國人,但一定要強調不是黨的人。我的膚色都決定我是中國人。如張潔平所說,讓個人自己去選擇,你愛中國、愛哪個國、愛世界還是愛地球,愛火星都可以。我很反對強制的愛國主義,英國的文學家Johnson說過:「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愛國主義是某種程度上的亂倫。」中國人只能和中國人結合嗎?試想一下,一個中國女人去日本演AV,你會受不了嗎,中國人只能和中國人?這不是亂倫是什麽,所以愛國主義發展到極端是很可怕的東西。

林朗彥:
我很想知道內地人怎麼看香港的政治意識,對民主的追求?

許驥:
我很早就移居香港,真正長住香港是去年開始。香港最大的變化是兩點,但這兩點有點矛盾,我越來越愛香港了,我最愛讀香港歷史,越讀越有趣,向今年出的《管制香港》,講英國人如何管香港,港督認為被插手太多,港督用辭職來威脅,和現在的特首比很有趣。我本身是很宅的一個人,但我做記者走了很多香港地方,我那天花了一天,從廣東道1號,海港城那邊,走到1299多號,靠近太子。廣東道很長,是香港門牌號最大的一條街,一般人都以為香港是海港城,但一路走過去,走到油麻地、旺角,那些市井的樣子。一條廣東道就像是香港的兩張臉,一種是海港城,一種是市井的樣子。

第二個感受是,香港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好,我問內地學生,覺得民主、自由,香港的教育不是應試教育,而是西方的素質教育。我這一年來香港我寫文章,觀察香港的網絡,香港有它很狹隘的一面,我經常在內地網絡上講香港的好話,被內地的網民罵;在香港的報紙上寫內地好話,寫批評中共的話也會被人罵,上周我收到一封信,許驥你應該去吃屎。香港一個文明社會應該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我真正發現香港還有某種程度的恐懼感。我愛香港確實建立在我覺得香港沒這麼好的基礎上。

張潔平:
這是很真實的感受,真正的愛是建立在真正的瞭解上。你提到大陸人如何看香港的抗爭是嗎?我想其實很簡單,不管這個抗爭呈現在自由行遊客面前,還是網絡上面,首先是非常好奇,坐言起行,從在家裡和網上發發牢騷,到直接變成行動,中間的距離是很多大陸人是無法體驗的。我在家裡罵罵咧咧的罵兩句,但在學校照常上課,到出門打車。這和烈日炎炎,冒著太陽,走到人群中喊口號,是完全不一樣的。很多沒有付出行動的人,是無從體會,這是最重要的過程。香港人的抗爭畫面傳到網上被大陸人看到會給他們一個映射,大陸人來到香港,參與和大陸有關的六四、李旺陽事件遊行,還是和香港本土的國民教育有關的,其實我覺得這種心理體驗是非常有價值的。坐言起行是非常重要的過程。

2012年8月9日 星期四

蔡子強 - 香港的尼克遜年代——向鍥而不捨發掘真相的記者致敬

【明報專訊】‧這是一個最壞的年代,也是一個最好的年代;這是一個官員醜行不絕、謊言肆虐的年代,但卻也是記者發掘真相、刺破大話、履行天職的年代。

戰後的美國,記者和官員曾經有過一個蜜月期。

在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那幾位總統的年代,記者對政府和官員基本上信任,並不會事事挑剔和批判,氣氛祥和,親切、甚至鬆懈。他們不會像今天記者一般,老是假設政客總有些東西在隱瞞,甚至哄騙他們,處於對立狀態。例如當總統有話要說,他的新聞官就會把記者帶到其辦公室,圍在其辦公桌旁邊,一邊聽,一邊作筆記,就像朋友一般,而不會像今天般召開氣氛嚴肅、壁壘分明、唇槍舌劍的記者招待會。

醜聞與謊言:尼克遜年代的特徵

轉捩點是尼克遜。那是一個政治醜聞不絕,謊言充斥的年代。

尼克遜任內的兩大風波,徹底改變了美國的傳媒生態,讓記者相信,沒有一個政客是信得過的。第一件事是越戰,官員最初信誓旦旦,說參與越戰是為了一個高尚的理由,而且會速戰速決,但結果,戰爭不單曠日持久,而且變得十分之醜惡。

第二件事是水門醜聞,這更讓情况惡劣得無以復加。為了掩飾醜聞真相,官員不單全面封鎖消息,更說了一個又一個的大話,用謊言來掩蓋謊言,情况就像今天梁振英、陳茂波等一樣。尼克遜甚至用各種不見得光的骯髒手段,去封殺,甚至打擊苦苦相逼的記者。

尼克遜是戰後與新聞界關係最惡劣的美國總統。他只視傳媒為唱好自己的工具,甚至向幕僚說,向新聞界作簡布時,儘管只說些你希望他們聽到的說話,而不必理會他們想知道些什麼。他甚至叫幕僚記住:新聞界都是敵人,實際上他自己便編出一張新聞界不受歡迎人物的黑名單,處處加以封殺。

後遺症:政治信任的被摧毁

結果,尼克遜政府與新聞界一直劍拔弩張,雙方日積月累的對立情緒,讓白宮與新聞界陷入一場戰爭,即使尼克遜最後被迫下台,但傷痕仍然久久不能癒合。

從此之後,記者對官員的看法,亦一百八十度根本改變,由大致上都是好人,變成一個都不可信。美國人對政治的信任亦一去不返,進入一個犬儒(cynical)的年代。

今天,香港也步入了一個尼克遜年代。

繼梁班子連串風波,並以語言「偽」術來推搪責任後(例子詳見本專欄較早之前〈梁營的語言「偽」術〉、〈「花槽」與「花棚」〉等文章),最新更為明目張膽的例子,是新任發展局長陳茂波。

原本堅稱自己對劏房事件「全不知情」的陳茂波,隨着被《明報》、《蘋果日報》等的偵查報道踢爆,如《明報》揭發陳氏夫婦任景捷董事和股東期間,景捷曾購入其中5個劏房物業,部分更是連劏房租約一併買入,可謂證據確鑿,百詞莫辯。結果,在連日龜縮避見傳媒後,陳在周日深夜11時59分,才突然鬼祟發出聲明,改口承認自己任景捷董事時,已經知道單位買入時已有「分租租約」,他辯稱當日說「全不知情」,是針對有關物業的「現况」,而非單位是「劏房」。

究竟他們還能信嗎﹖

這樣的狡辯,實在讓人嘩然。記者問你知不知道物業有劏房﹖知不知道這些劏房分租了出去﹖你在至今唯一一次記者會上,一臉誠懇的答說「全不知情」,但東窗事發後,你卻辯說原來所謂「全不知情」,是指物業的「現况」。

‧這樣的一個人,究竟以後還能信嗎?
‧梁班子一個又一個成員,用同一套語言模式來取巧,究竟整個班子以後還能信嗎﹖
‧香港會否被迫進入一個政治信任被完全摧毁,對官員、政客只剩下犬儒態度(cynicism)的年代﹖

但無論如何,得多謝《明報》和《蘋果日報》等媒體的記者,沒有他們鍥而不捨的努力,抽絲剝繭和工夫做到足的偵查報道,我們還是會被這些政治上的花言巧語所一直瞞騙下去,讓當事人逍遙事外。

陳茂波的鬼祟

而陳茂波更讓人厭惡的是,他不單止一直龜縮迴避傳媒,還揀在周日深夜11時59分才發出簡短聲明。這無疑是立心不良、機關算盡的取巧之舉。那不單止已經過了電視、電台新聞6點、6點半等的main cast黃金時段,甚至連11點的last news也過了,大大減低收視和收聽率。對於報紙來說,也因為大部分記者已經放工,報館來不及安排記者跟進這宗新聞,採訪各界,拿取反應和評論,亦來不及改版,用較大篇幅報道,更遑論更換頭版(除了少數如《明報》例外)。

其實,陳茂波不是梁班子內的孤立例子,周二,記協發表調查,發現接連傳出僭建、房津、劏房等醜聞的梁班子,至上任以來短短37日,最少27次透過「官媒」政府新聞處發放消息,或只安排個別傳媒聯合採訪(俗稱做pool),以達限制傳媒提問,又達自我宣傳之效。記協批評新一屆政府運作才個多月,已多次踐踏傳媒採訪權。

這就是梁振英口口聲聲的所謂「開誠布公」。

「梁振英技巧」的三大板斧

這些就是很典型的「梁振英技巧」,又或者「偽術」,包拾以下三度板斧:

(一)用看似很誠懇的表情、誠懇的眼神、誠懇的語氣,講出一大堆政治上的空廢說話,就像當年尼克遜一樣,只講自己想講、對自己有利的話;
(二)口口聲聲說「開誠布公」,但實際上卻用盡各種方法限制以至封殺傳媒採訪實情;
(三)你問他A,他就答B,過程中偷換概念,轉移視線,以至「捉字蝨」。到東窗事發,又會以「我沒有否認過A」,「我沒有否認過B」,這類雙重否定式(double negative)來為自己解圍。

政治人物的理念、政綱和能力,固然重要,但誠信,亦一樣重要,甚至只會更加重要。如果講一套做一套,立心不良,那麼縱使你有多能幹,國家社稷都只能朝錯誤的方向走,公眾對政治的信任,也會有朝消磨得一乾二淨。

尼克遜的前居之鑑

例如前述的尼克遜,他可算是戰後最聰明、最學識淵博、最高瞻遠矚的美國總統之一,但就是在水門事件中,他滿口謊言,講一套做一套,以至打擊異己,包括成立「水管維修工人」(Plumbers)特別任務小組,蒐集政敵黑材料,因而誠信盡毁,最終讓自己成了「過街老鼠」,影響更為深遠的是,更如前述,這讓美國人對政治的信任一去不返,從此美國進入一個犬儒(cynical)的年代。

香港的伍華德與伯恩斯坦

尼克遜的年代,造就了伍華德(Bob Woodward)與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兩位記者典範。兩人都是為《華盛頓郵報》工作,他們與報社仝人,在兩年多的時間裏,鍥而不捨,進行深入的調查報道,發掘出一項又一項不利政府的證據,從一宗原本毫不起眼的新聞,發掘出政府的驚天惡行,樹立了新聞界裏,不畏強權,抽絲剝繭,採訪政治新聞的典範。

我相信在梁振英的年代,香港會出現自己的伍華德與伯恩斯坦。

後記

其實今個禮拜本來已經早與《明報》觀點版的編輯傾好,開始寫立法會的選情分析系列,但周一凌晨陳茂波就劏房風波發表的補充聲明,還是令我太過意憤難平,不得不先擱下選舉,先寫一下這個題目。

此外,陳茂波是第一批當上問責局長的中大校友(另一個是吳克儉),同樣作為中大人的我,更不能因為這一層關係而護短,對這些惡劣行為「隻眼開隻眼閉」,所以更有必要寫下這一篇評論。

2012年8月8日 星期三

吳凱宇 - 每個國家都有國民教育?——簡述美國、英國、澳洲、德國的制度

【明報專訊】自從政府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後,引起社會極大爭議,但不少支持此科的人士都說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所以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究竟此說是否真確?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先要了解國民教育在香港的定義,才可與其他地方比較。 

根據策略發展委員會的《國民教育專題小組報告》,國民教育是一種「建立國家觀念的教育」,使每個國民都能成為照顧國家利益和擔負國家命運的人;而特區政府2007/08施政報告則認為國民教育的目的是「使年輕一代都有愛國愛港的胸懷」,「並以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可見香港的國民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類似。究竟這種國民教育在其他國家是否普遍?我們研究了幾個主要歐美民主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澳洲和德國的情况,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這些國家所推行的主要是講述公民權責和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civic/citizenship education),而國民教育只佔其中一小部分,以下我們將簡介他們的情况。 

美國 

由於不少美國中小學每天都有升旗禮,而且在課室懸掛國旗,所以不少論者都說美國也有國民教育,這種論述非常以偏概全,其實美國更重視的是公民教育。 

雖然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各州可自行制定教育政策,但大部分州份都有制定公民教育政策,但公民教育大都不屬必修科目,現時學校主要透過歷史、公民(civics)或社會教育(social studies)科教授公民教育。這些科目的內容主要包括美國由殖民時期、獨立革命、內戰到現代的歷史、美國憲法、權利法案、政府架構和公民權責等。例如特拉華州社會教育中有關公民教育的教學目標有四項:分別是認識政府架構和憲政民主、美國政制背後的原則、公民權責,以及培養參與性公民(participatory citizen)的技能。 

在正規課程外,美國學生亦有機會參與很多課外的公民教育活動,以學習政治參與的技能和民主價值。當中較多學生參與的是「初級政治家計劃」(Junior State of America)和「公民計劃」(Project Citizen)這兩個由民間團體組織的公民教育活動。「初級政治家計劃」是一個由中學生自發組織的議政平台,來自各州的學生每年召開數次大會,辯論當前美國重大的社會政治議題,當中亦有模擬國會和嘉賓講座等活動。「公民計劃」是一個中學生公共政策學習活動,參加者要在自己社區發掘需要解決的問題,然後制訂具體政策建議,並在有社區人士參與的聽證會中報告和答辯,學習如何影響公共政策。 

英國 

英國推行公民教育較美國積極,為了改善青少年政治冷感的情况,前工黨政府自2002年起把公民教育(Citizenship)列為英格蘭地區中學的必修科和小學的選修科,目的是協助青年人裝備知識和技能,使他們可以有效地參與公共生活。這科不要求學生愛國,反而承認身分認同的複雜性,鼓勵學生尊重和批判地探索不同的意見、信念、身分和價值。學生在這科學習公民權責、司法和議會民主制度、大眾傳媒、英國社會變遷和對外關係等知識,並思考不同的社會和道德問題。這科亦鼓勵學生跳出課堂,積極參與校園和社會事務,挑戰不公義。例如有小學在教授兒童權利時,與地區議會合作,成立一個學生和政府共同參與的遊樂場設施改善工作小組,使學生可以親身參與地區事務。 

澳洲 

一直以來,公民教育並不是澳洲的教育重點,直至1994年澳洲政府的「公民專家小組」(Civic Expert Group)報告出爐後,才開始重視公民教育,但與美國一樣,報告並不建議把公民教育列為必修科,只建議把公民教育融入中小學歷史、社會教育和經濟等科目裏。為了進一步加強公民教育,澳洲政府在1997年開始實行「探索民主計劃」(Discovering Democracy),撥款為中小學製作一套公民教育課程和教材,目的是讓學生認識澳洲的政治社會情况和民主制度,培養有效地參與公共事務的技能和價值。除了一般的公民教育課題例如公民權責外,這套課程亦有一些國民教育課題,例如國旗國歌的意義,但課程並沒有要求學生認同它們,反而鼓勵他們討論和評價它們的好壞。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例如澳洲是否應由君主立憲制改變成共和國等,也有納入課程之內供師生討論。 

德國 

德國與美國一樣,都是聯邦制國家,各邦實行公民教育的政策不盡相同,但普遍是融入在地理、歷史、社會教育和政治學等科目裏。例如黑森邦的初中社會教育科有一單元為「民主與政治參與」,學生要認識社區問題、政治參與的機會,以及如何平衡不同利益等議題。在巴符邦的高中社會教育科亦有一單元名為「德意志聯邦的政治制度、過程與發展」,內容包括聯邦制、政治參與、民主、和權力制衡等概念。其實在課程外,公民教育亦在學生的日常校園生活中實踐。根據1973年「學生與學校關係」的部長決議,學校教育一定要在民主自由和包容尊重的精神下進行,學生的權利一定要受到保護。現時很多邦的中學都有學生代表參與校務委員會(school council),參與討論和決策校政。首都柏林更試行把三分之一的校務委員會委員由學生擔任。 

以上對四個主要歐美民主國家的課程簡介並不是很詳細和全面,但有一點卻非常清楚,就是培養國民身分認同和愛國情感的國民教育並不是重點,反之,這些課程並不鼓勵學生盲目認同國家,而是批判思考國家的對錯,教授學生公民權責和民主價值的公民教育才是主流。這種教育主要目的是讓學生認識重要的政治概念和培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態度和技能。除以上四國外,我們亦簡略地翻查過其他歐美民主國家例如西班牙、愛爾蘭、丹麥、芬蘭和希臘的相關課程,發現內容也大同小異。故此,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這個說法起碼在歐美民主社會是不成立的。 

延伸閱讀: 
Torney-Purta, J., J. Schwille, and J. Amadeo, eds. 1999. Civic education across countries: Twenty-four national case studies from the IEA Civic Education Project. Amsterdam: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Eurydice. 2005. Citizenship education at school in Europe. Brussels: Eurydice.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社會科學系博士研究生